树立大成本观念
　　笔者认为，目前的舆论导向在对待国内油企海外并购的问题上有一些不理智。在国家石油公司大规模开展海外油气资产并购的浪潮面前，很多人只看到阳光的一面，不愿去正视“阴影”。若按照目前的主流观点和逻辑，似乎海外遍地都是黄金，天上能掉下馅饼。
　　果真如此的话，全球众多缺油国家油气供需矛盾岂不很轻松地就可以得以解决？很显然，问题不会这么简单！在国际油气市场寻求目标，应以物美价廉为追求目标。若以高于价值的价格购买了国外的油气资产，那我们就成了“挨宰”的对象，未免就有些得不偿失。所以石油公司“走出去”一定要建立在成本观念约束的基础上。
　　对我国而言，在解决油气资源供需矛盾的时候，一定要树立多元化解决问题的思路，坚持成本的比较优势论，绝不能忽视贸易这个主要渠道。尽管历史上的高油价曾一度让国内的石油公司经营遭遇“冰霜”，即使如此，也不能因为原油价格高涨就片面否定贸易补缺的方式，而把更多注意力转移至国外的份额油。
　　近年来，国际油市的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即份额油的成本不一定就比贸易油成本低。当国际油价一路高涨的时候，获得海外油气资产的成本往往也是水涨船高；当国际油价下跌时，海外油气并购市场也会出现低迷。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石油工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石油公司历年获得的海外份额油主要是通过就地销售的途径进行经营和处理，而不是把份额油直接运回国内。这是因为高昂的原油运输成本使份额油运输到国内后变得很不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石油公司往往是把份额油销售所得在变化地点的条件下重新用于购买国际市场的原油。从某种程度而言，石油公司海外油气资产并购是一般意义上的投资行为，这也恰恰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所在。
　　那么，按照上述观点来评判国家石油公司海外并购，是否一定意味着海外并购并无多大意义，甚至是白忙活一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石油企业海外资产并购有其积极的经济影响和社会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石油公司通过“走出去”经营海外油气项目确实能增强掌控油气资源的主动性，有助于培养国家石油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和我国在国际油市的话语权。
　　从价值规律运行的角度看，中国通过自身的努力有可能争取到对自己有利的交易条件，也有可能对国际油价走势产生重要影响，但不可能改变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在价值规律的平衡和调节机制下，贸易油和份额油的成本是基本相当的。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对价值规律最通俗的解释。换个角度讲，即使我国油公司能够以低于国际贸易原油价格的价格成本获得或保持海外油气资产，那也极有可能是建立在政府为项目以外的社会经济成本买单的基础上的。国际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庞大的军费开支和经济实力做后盾，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美国不可能以低于国际油价的价格获得国际市场的原油。对我国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现在的政治外交也同样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我国同非洲、中东等国积极的政治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为石油资源的获取服务的，但政治外交的突破通常建立在经济利益交换的基础之上，政治外交的背后往往就是金钱外交。若将政治外交的成本考虑在内，对海外油气项目进行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评价，那么国内石油公司海外资产并购的价值和意义恐怕就需要重新估算了。
　　做活国内油气文章
　　如前所述，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基本形式是价格背离价值并由此产生生产要素流动的调节机制。作为市场参与的主体，石油公司在确定是否介入海外资产并购时，一定要树立大成本观念，不能就项目论项目，要充分参考项目运行的社会经济成本。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处理好国内项目与海外项目的关系，科学地进行成本和项目盈利能力比较，为国内外油气投资决策切实做好调研、判断和比较，使投资决策科学化。
　　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不要人为地去划定国内外的投资比例。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和践行价值规律，首先要求我们把国内的问题处理好。只有国内的油气文章做活了，才能做到可进可退，能够在国际油气市场游刃有余。与此同时，我国海外资产并购自然也就有了话语权。
　　从辩证的角度讲，对国外关注多了，对国内的关注便会相对少一些，这一点也值得我们警惕。当前，国内极力主张石油公司加大海外油气项目开拓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坚持该观点的主要理由是，一旦发生石油供应中断，拥有份额油就拥有了主动权。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实则经不起推敲。主动权是一个有条件的概念，它若建立在高成本的基础上，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动了。
　　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石油供应的中断呢？无非有两种情形：一是和平时期所有贸易伙伴同时对我国切断原油供应，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会很小，有些杞人忧天；二是发生足以影响世界原油供应的大事件，比如战争。一旦后者发生，不要说贸易中断，恐怕份额油的生产和运输也会因受到风险“株连”而无法得到保障。
　　因此，我们在面对贸易油还是份额油、国内生产还是海外并购等诸如此类问题的抉择时，不可先入为主，一定要坚持价值规律导向，坚持市场选择，冷静客观地制定和选择投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