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大战略：体制大变革的契机

    不过，既有的发展实践和历史经验表明，这些以创新为主要特点的新型战略产业的推进，势必会对国家的科技体制变革、教育体制变革、财税体制变革、知识产权制度变革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性变革提出更多要求。
    而这些体制机制性变革无一不是呼吁多年的变革议题。
    10月31日，星期六，北京下起了小雪。8点零6分，我国科技界的元老钱学森去世。9分钟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到了消息，随后赶往301医院，凭吊这位一生坎坷且颇富传奇色彩的科学家。温家宝给钱学森深深鞠了三躬，来表达敬意和哀思，而在当晚细雨靡靡的夜里，他依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温家宝后来称，在自己出任总理以后，钱学森每次见到自己，所谈的重点就再也不是之前的科技问题，而是教育问题，
    钱学森认为，“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要更加关注教育改革和发展，注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这些建议和看法都清楚地说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它国家，科技发展与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密不可分。而这些看法也获得了温家宝总理的深切认同。
    此外，在钱学森生前最后一次见到温家宝总理的时候，提出了后来被广泛传播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对于这一警世之问，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椿萱将问题指向了高校的严重“衙门化”，认为国家应该通过立法，禁止高校人事体制上的“双肩挑”现象，“愿意做行政的可走仕途，不要再占用学术资源”。而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德忠则对许多科研工作者挂着各种行政头衔这种“科技包工头”现象进行了抨击。此外，中科院院士张伟平则认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立竿见影、急功近利的思想严重，阻碍了科研创新。
    当然，这些教育领域的问题和体制性困局早已有之，也早就被广泛讨论和质疑，但是，直到目前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足以说明这方面的变革将会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这种变革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到来吗？
    此外，科技投入体制、财税体制以及知识产权管理体制也都将面临深刻变革。上述每项变革都将牵涉到更深刻、更广泛的变革，这也决定了伴随本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进，中国或将迎来一个真正深刻变革的机遇期。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为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发改委将推动建立健全新兴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完善市场的准入标准，银行信贷也应向其倾斜，鼓励中小企业发集合债，同时，大力开发新兴产业开放化的全球合作。
    温家宝总理在座谈会上强调，“要以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来选择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着眼于提高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着眼于引发技术和产业变革”，为此，必须做好战略决策储备、科技创新储备、领军人才储备、产业化储备，“这四项储备决定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