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浙江大学校长杨卫调任第七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校长一职出现空缺。何人继位?直到5月下旬，传出将由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接任。对于中央教育主管部门来说，这本是一次惯常的人事安排。但在一些身居异国的校友看来，校长的更替，关系母校的兴衰。听说林建华主政重庆大学期间，在校并无美誉，反有若干负面传闻。于是法国的浙大校友会会长王晓杰起草了一份《浙大人应当把握自己的命运》，通过互联网征询世界各地校友会长的意见，最后形成《浙江大学全球各地校友会负责人联合声明》，6月22日通过微博发布。王晓杰说，最关心浙大的人不外乎在校老师、学生和已经毕业的校友，学生人微言轻，在校老师多有不便，但我们这些毕业生如果没有声音的话，是校友会负责人的失职。有意思的是，这份声明被中国南方的报纸报道后，一时间成为大陆公共领域的热门话题。

   中国公立大学校长的任免，是党管干部的体制的一部分。现在一些名牌大学的校长，被组织部门内定为副部级官员，林建华接任浙江大学校长，只是教育官员的平级调动。但这些旅居国外的校友觉得，浙江大学是中国大陆少数顶级大学之一，民国时期由竺可桢主政，有“东方剑桥”之称，校长的学术声望应当与之相配，应当与浙江大学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些要求放在国际上，本属正当。但在大陆，却难被当局采纳。现在名牌大学校长的更替，完全是由教育领导机关黑厢作业。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校友会本处于大学的外围，加上发起人身居异国他乡，官方就更不理睬了。6月下旬，林建华仍然到浙江大学走马上任。一场校长任命的风波，在无奈中不了了之。

   中国现代大学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校长怎样产生，由谁出任，曾经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民国年间，教授、学生对于大学校长的去留，曾有发言权和影响力。如清华大学建校之初，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三人都因不被师生接受，当不成校长，直到梅贻琦上任，受到到师生欢迎，校长才稳定下来。文革初期，韩爱晶、李世英这些20出头的学生造反领袖，短暂地当过大学的第一把手，当时不称校长，叫革委会主任，形式上还有个民主选举程序。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力图增加民主因素，选拔大学校长由教育部和组织部门到学校搞民意测验，副教授以上的教师参加，票选之后，再由上级任命。刘道玉、江平等教育家之所以成为武汉大学、中国政法校长，都受益于这种民意推荐。六四以后，受到学生拥戴的校长们纷纷落马，从此大学成为官方维稳的重点。大学校长产生的民意因素就谈不上了。

   近些年，中国大学劣质化趋势受到舆论强烈批评，不断有呼声要求大学自治，实行校长公选，让知识界先民主起来。官方只好允诺拿出五所高校作公选校长的试点。但其真实心态还是死守大学阵地，坚持党化教育。所以，浙大风波不过是一道小小涟漪，过后一切依旧。

   注：丁东，学者,1951年生,著有《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思想操练》、《精神的流浪》、《教育放言录》、《文化十日谈》等书,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主,近年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