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解放后的前十七年中，毛泽东也曾经对这种带有封建性质的教育大加批判，以一次又一次的“教育革命”来冲击这种以传授知识为中心的应试教育，只是他所秉持的教育观念是比应试教育更粗糙的“反智主义”观念（知识越多越反动），使用的方法是以否定知识的正常价值、破坏教育正常秩序的政治运动方式，所以结果比他所反对的应试教育的效果更糟，出现了“反右”、“教育革命”、“文革”等重大失误。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拨乱反正中，由于没有先进的教育思想的引导，以及社会还没有从思想禁锢的状态中走出来，所以教育仅仅是恢复了一个常识，亦即要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教育发展的具体思路上，并没有产生新的思维，只是简单地回到“十七年前”。所以，在三十年的教育发展过程中，大学虽然在办学规模和教学条件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教育的思想和品质上，还是“十七年”的水平，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而在这种文化和教育氛围中探讨大学制度改革，其诠释政策、包装现实体制则是自然而然的了。

 

显而易见，目前通行的大学制度理论并非理论创造的结果，而是诠释现实大学制度的结果。这种理论其所以能够通行，显然是有其思想和制度基础的。然而，诠释只能暂时性地掩饰问题，并不能解决大学实践中的问题。

 

在大学体制与社会政治制度同质、同构的情况下，在“教育要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政策”的话语背景下，在大学领导集团为政府代表的情况下，大学的理论研究在思想上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精神障碍”：似乎诠释或歌颂教育制度，就是服从和拥护国家的教育政策，而批评大学就似乎是批评政府和国家的教育政策，从而给教育理论研究增加了压力，使教育创新多了一份学问之外的阻力，也助长了诠释的风气。这样的社会形态对教育理论研究的影响是，教育理论研究的首要原则是政治安全，其次才是创新，安全重于创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中诠释成风，而创新稀少的主要原因。

 

对现代大学制度理论的分析是艰难的，沉重的，然而却是应该的、必须的。因为容忍平庸的理论流行，只能加深大学的危机，贻误大学改革的时机。目前社会上下都认为大学有问题，都认为大学的制度需要改革，但问题的核心是我们有没有改革的诚意。面对大学体制的真正症结，我们有没有决心破除？面对正确、合理的教育制度，我们是否敢于舍弃既得利益，真诚地学习和引进？这既需要我们的见识和勇气，也需要我们的信念和境界。（作者王长乐为江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