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管项目、经费，又管评审、验收，这不仅影响科技创新质量，也易导致权力寻租

    施一公：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参加某个项目的评审，周六下午刚接到通知，结果周日上午手机里就收到6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请多关照”，“欢迎来我校做学术报告、考察交流”，等等。我当时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当评委的，我的手机号码是谁透露给他们的？

    这使我想到科技界流传的一个词语：官学勾结。目前有关部门的司局是既管项目、经费，又负责组织专家评审、验收；握有实权的司（局）长、处长，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评审组的组长人选，就可以决定这个项目怎么执行；而一些“大款科学家”，被指定当组长后，控制的项目经费少则几千万、一两亿元，多则几个亿、几十亿。两者心领神会、默契配合、相互支持，结成共存共荣、难以打破的利益共同体，害莫大焉！

    王志珍：现在的科技项目立项、执行和监督等，常常是一手包揽的，各级管理人员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越来越流于形式。

    行政化过度，又会使科研人员不断谋求向政府争取经费，甚至迎合个别官员的偏好。这不仅会使科学家们将更多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非科研活动中，还会助长不良的学术风气乃至学术腐败。许多科研人员反映，现在科技立项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易现象。一些重大战略性项目的决定和巨大资金的分配，在未经全面充分讨论、辩论和争论之前可能就由少数的人定了，且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这致使一些“学术带头人”没有时间专心做科研、做学术讨论，而是漂在官场，花力气搞关系、跑经费，有的甚至沦为“承包商”、“二房东”、“寻租人”。某些科学家说他们都是做研究的，但我们不能想象这些人怎么去花这几个亿的钱，到时候又怎么向国家和人民交账的。

    行政干预过大过多，也会对科技创新质量带来消极影响。政府充当“教练员”，而不是规则制定者，往往会更关注哪个项目可能会“冒泡”，就赋予厚爱去青睐于它。于是政府部门之间也开始出现竞争，都希望自己选中的项目快出成果，有“显示度”。这样必然导致越管越细、越管越多。作为项目申请者、实施者，科技界也竞争激烈，为了吸引“教练员们”的注意力，也学会“吹泡泡”，因此出现越来越多的浮躁和虚假，竞争过度而合作不足，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有增无减。

    梅永红：目前还存在一大批拥有行政级别的研究机构、大学院系，存在一大批拥有行政级别的校长、院长和所长，以及享受部级待遇的院士，使得中国学术界“官气”十足。在这种情形下，学术权力让位于行政权力，学术资源受控于行政权力，学术界自由的空间和自律的功能被削蚀，作为科学精神内核的正常学术批评也受到抑制。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过度行政化，只能有赖于自上而下的改革。其中有些问题，必须通过改革政府和研究机构的行政管理行为，才能真正取得突破。

    王志珍：科技体制中的顶层设计是非常关键的，应明确各个部委管什么，不管什么。而且部委之间的协调机制很重要，尽量避免行政对科技发展的干预。我认为，政府的作用应该从“选拔未来的优胜者”，转变为“更公正、更公平的良好制度环境”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在我国目前的财力情况下，人是第一重要的，造就一大批热爱祖国，对科学有奉献精神、有创新能力的人最重要。

    施一公：在科技项目的管理上，可以借鉴国外“管、评分开”的经验。我在美国工作时，申请美国癌症研究院基金的项目，癌症研究院只负责给钱，不负责评审，评审由一个独立的科学评审中心来做。我们也完全可以采取管、评分开的办法，项目的立项、经费的分配可以让政府部门来负责，而评审、验收则应建立一个不受部门操控的专家团体，独立进行。

    饶毅：目前许多评审专家，老是同样一批人，很可能与官员的个人偏好有关。如果由上级部门的专家委员会来确定下级评审专家，也许可以减少一些问题。当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为文化问题不是机制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