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治校，在西方大学是一种传统，在中国，也不是新生事物。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我们基本不谈教授治校，只是近年来，人们对教授治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种呼声所反映的，不简单地是一种怀旧情结或复古愿望，实质上是人们在寻求经典的大学精神回归过程中发出的一种自然的声音。换言之，呼唤教授治校，只是一种符号，它的背后是我们的大学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那些问题一定使得教授及其最重要的职责——教学和学术受到了消极的冲击，以致大学的教育精神和学术精神日渐衰落。

    人们期望教授治校，说明现实中的教授没有治校。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教授没有治校，又是谁在治校呢？在这一点上，人们似有共识，即官僚在治校。正因此，大学在人们的眼中，越来越像是官场，越来越像是衙门，且越来越不像“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当然，大学仍然是做学问的地方，只是要想做真的学问和好的学问，的确越来越难了。根由在于制约学者们做学问的种种管理制度，它的制定基本是一个行政事件，教授很难参与其中，进而那些管理制度往往远离了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规律。这样的制度，让教授们困惑丛生，常常陷于追求学术和适应管理的两难境地。好的学者和好的员工，这两者在绝大多数教授那里很难两全，他们心怀无奈和埋怨应该再正常不过了。

    审视现实，那些进行教学和学术决策的大学领导以及各个职能部门的领导，不都是教授或副教授吗？由他们治校不就是教授治校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原因是无论一个人原先是怎样的角色，一旦进入行政管理系统，在中国文化状态下，多会陷入并遵循行政的逻辑，这也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和“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更为复杂的是，许多占据着行政领导岗位的人，虽然也有教授或研究员称号，但他们与学术研究很可能没有什么关系。这一现象牵涉到目前大学的职称评审制度，说来很复杂，不妨悬置起来。可以说，教授治校的关键，并不在于治校者在形式上有无教授的头衔。

    教授治校，原本就是一种制度事件。它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在几经反复之后，19世纪，德国的大学因倡导“注重研究”、“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等理念，建立了讲座制度，教授治校又开始重回大学。其讲座教授拥有对人员聘用、课题选择、经费使用等各项学术事务的自主管理权；全体讲座教授组成教授会，负责学部管理；学部之上就是大学，其决策机构是由学部长和教授代表组成的评议会。在德国的引领下，欧洲一些国家的大学也效仿了这一管理模式，教授治校的传统方得以恢复。可见，西方大学的教授治校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理性地思考我国目前出现的对教授治校的呼唤，其实质应是呼唤大学精神的回归和学术自治的实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大学获得了有目共睹的长足发展，但在外部功利主义思潮和过多的外部评价影响下，我们的大学有些急躁了，在积极动机支配下，普遍追求“跨越式发展”，从而，大学内部出现了杀鸡取卵、急功近利的工作思维。结果使许多大学在追求一流大学的道路上，越来越走向一流大学的侧面或反面。根底上是由于大学在浮躁的心态下，无视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规律，并背离了大学教育的精神。那么，教授治校真的是我国大学扭转局面的唯一法宝吗？我很难作出结论。依我们中国人的机智，只要上级一道指令，一夜之间，教授会就会遍地开花，而且，教授治校的制度也会如期而至。但如此并无实际的效果，不过是徒增了一些新的形式主义的标本。

    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呼唤教授治校，实质上是对大学精神的呼唤，是对学术自治的呼唤，我们又何必执著于教授治校的形式呢？基于国情，要在我国大学当下实现西方式的教授治校，恐怕只能是一种愿望。再深入地一想，其一，教授已不是一个纯粹的称谓了； 其二，教授也不是万能的。因而，在教授治校不能彻底实现的情况下，我们也许应该呼吁主管大学的行政部门，多做一些把大学引向尊重学术、重视教育、尊重学术规律、尊重大学教育精神的事情。正像教育问题的根源不在教育自身，我相信，大学急功近利，无视教育、学术规律的根源也不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