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七十古来稀。张俐娜最耀眼的时刻，却在古稀之年，姗姗来迟。

 

去年3月29日，凭借首创的一种低温水溶剂“秘方”，张俐娜获得美国化学会安塞姆佩恩奖，成为半个世纪以来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她时年71岁；8个月后，她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武汉大学校史上唯一的一位女院士。

 

“成为院士后，觉得担子更重、也没有以前自由了”，昨日（12月12日），出差在外的张俐娜接受了记者专访：“最不喜欢别人叫我‘张院士’，还是‘张老师’更中听。”

 

 

记者：您还记得第一次去工厂做实验的情景么？

 

张俐娜：当然，那是最艰苦的经历。大概是1986年，洛阳一家塑料厂找上我，想做新型可降解塑料薄膜的工业化。那时，我自己没有钱做实验，如果没有工厂来找，根本就没法做中试，所以很快答应了。但去了才发现，那是非常小的一间工厂。每天，我都要挤公交车去上班，有一次把肋骨撞了，疼了1个月；厂里经常停电，我就和学生点着蜡烛，调配试剂。条件差，试剂配得不好，我精神压力非常大。这家工厂为了做试验，大概投资了30万元。我花了人家的钱，一定得把东西做出来呀！这期间，我父亲去世了，我都没有回家。

 

记者：您在这家工厂干了多久？

 

张俐娜：大概有两年时间。膜做出来了，功效也不错，但我当时还在用酮氨法，成本高，这个工厂也没钱继续投入了；好在又有一家孝感的军工企业请我去做实验，条件改善不少；再往后，我开发了新溶剂，在湖北化纤、江苏海安、唐山三友陆续做实验。

 

记者：26年您辗转5家工厂，为什么这么辛苦地坚持要做工业化？

 

张俐娜：我觉得，所有研究都要考虑应用前景。我不想做没有用的事情，不然对不起这一辈子人生。我知道自己搞不了工程，但至少可以提供技术。

 

还有一件事触动我。在日本回国后不久，我接待了一位日本学者。他说：“日本的粘胶纤维工厂都关闭后，还以为旧设备都卖给韩国了，原来都卖给中国了”。我听了，心里非常难过。就因为中国太穷、技术不发达，还要做这种对环境污染很大的产业。所以，我就下决心，要通过技术研发，改善这种工艺。

 

 

记者：现在很多大学老师热衷写文章、搞理论，但能转化为产业的并不多见吧？

 

张俐娜：不是老师不想做产业，而是导向机制有问题。写文章可以评职称、拿经费，大家当然都急功近利去写文章了；做应用既艰难，又难以获得经费，老师怎么去做？如果没有企业主动找我，我也得去写文章去了。

 

记者：在武汉的层面，怎么才能较好改变这种局面？

 

张俐娜：据我所知，江苏省政府每年的科研资金，是湖北的8-10倍。现阶段，中国的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形成自己搞研发的习惯和机制。特别是国有企业，领导干几年就换了，而搞研发，需要长时间的投入。

 

所以，目前，还得靠政府来引导、扶持产学研转化。一是提高资金投入，二是科研经费的分配应该充分考量研究的产业化前景，并向产业化倾斜。而不是谁会跑关系，谁就能拿到经费；也不能为了谁都不得罪，就像“切蛋糕”一样平均分。

 

武汉是老工业基地，工业底子很好。现在，政府又推“工业倍增”。应该多投入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促进新技术的工业化。

 

记者：对于武汉做工业化实验的企业，您有什么建议？

 

张俐娜：唐山三友化纤的经验值得借鉴。他们一步步稳扎稳打，先把新技术的每一个指标，都提高到产业化的指标，比如溶解度开始、纤维拉伸、回收率等，再着手建立生产线。这样看似进展慢，但不需要返工，走的是“直线”。

 

今年，武汉大安制药厂、湖北炎帝公司也与我签了协议，都想把“香菇提炼三螺旋多糖技术”工业化。我考察过了，这两家企业都有科研实力又有经济实力。方法得当、稳扎稳打，还是很有希望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