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承诺：在担任校长期间，本人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不申报院士，将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于学校管理，要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

 

这个“四不承诺”，在新闻界和教育界引起一片哗然，赞扬其开新气象者有之，质疑其做新官上任秀者有之，期待其言行能为教育界改革添砖加瓦者有之，担忧其面对强大的惯性力量难有作为者有之。

 

不管持什么观点和态度者都无法否认，“四不承诺”作为一个新任校长面对全校师生甚至整个社会的自我期许，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的，它是一个长年处于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对现行高校教育中累积下的弊端的一次正中靶心的反思——目前教育界普遍存在的校长兼职太多无暇集中精力，科研、管理二者无法兼得；科研资源向权力而不是学术倾斜等现象颇多引起诟病。

 

资料显示：2011年科技部公布的“973计划”项目，由大学承担的占63项。其中，项目首席科学家为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校级行政职务的共计16项。去年中科院、工程院新增院士公布，媒体统计发现，新增工程院院士中现任或曾任高校校长、副校长的共有16名，占29.6%。这两组数据，都曾引起过舆论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董奇版的“四不”承诺，是去年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的“两不”承诺（在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带新研究生）升级版本。支持者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自我觉醒，是“校长去学术化与学术去校长化”的过程中一个闪亮的开端，是校长角色本位的回归和学术在校园的重新定位。但质疑者却认为，仅凭一个个人化色彩很浓的“承诺”，而不是从制度层面去思索校长与学术之间的关系，是很难对早已约定俗成并成为习惯的做法有任何实质性的撼动作用的。

 

在一些发达国家，有明文规定学者担任大学校长后，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即使没有明文规定的，学者一旦担任校长，就将减少或不从事学术研究，也成为校长们遵守的惯例。

 

这个惯例，与我们的习惯，还有太大的不同。这不是一个赵跃宇或董奇的“两个”或“四个”承诺就能将其彻底改变的，这应该成为整个教育界的共识，并从制度设计上考虑改革之。只有这样，才符合现代大学制度对校长职业化的基本要求，只有如此，校长才能全身心投入到学校的管理中，同时也切实推进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

 

作为一个教育专家，多年来董奇对中国当下的教育事业有着深入的研究。近年来，他对包括择校费及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教师职业的退出机制、公共财政对民办教育的扶持，以及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等问题，都有质量颇高的发言。而“四个承诺”，作为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有理由对其报以期待，并希望它能成为引发“校长去学术化”大潮的第一枚多米诺骨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