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6月，堪称“高考月”，不但学生忙着考试，家长忙着查分、填志愿，媒体的报道主题，也几乎时刻不离高考左右。今年略有不同的是，除了高考新闻之外，研究生考试的新闻也占据了不少的版面，同是教授，有招不到的，有不肯招的，还有陷入绯闻择不清的。随着这些消息的披露和媒体的讨论，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及更广泛的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话题，开始逐渐展开。而最新一期《南方周末》有关“聚焦大学校长”的专题报道，更将讨论引向深入。

　　研究生教育是教育体系的金字塔尖，如果研究生的招生制度，都惹得教授愤然不满，则整个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就已经不是几个教授如何招几个研究生那么简单。其实无论是招不到还是不肯招，都是源于同一个原因，即在教授看来，现有的研究生考试方法和招生制度，无法遴选出他们中意的人才，而现有竞比方式下的胜出者，又难入他们的法眼。他们一较真，就采取了决然的动作，而不那么较真的，则会以现实的态度选择“次优”，接受现有考试方式下的胜出者。而另外一些人则索性针对制度的软处善加利用，以手中握有的权力，谋取不正当的利益——那个跌入绯闻的教授，就是这样的角色。

　　改变这种弊端的方案一直都是有的，就是在一些基本制度的保障下，给予教授更多的“自由裁量权”，甚至实现教授的自主招生。但这是一个令无数人闻之色变的主意：在目前这么严密而刚性的制度下，尚有教授以权谋私，让他们自主招生，岂不会演变为公然地出卖学位？然而其实未必。无论是赋予教授“自由裁量权”或实现教授的自主招生，教授都依然受到由“硬”到“软”的多重约束。首先是法律或校规层面的“硬约束”：权-钱交易或权-色交易者，一经发现，必予开除，并交法律制裁。如果再参照“污点证人”的做法，行贿学生检举受贿教授，教授必受弹劾而学生可以保留学籍，则教授必会见贿(无论钱还是色)心惊。而解决了这两个重头，其他的则可以以较“软”的约束实现：如果有教授乐于卖弄人情，以致连年没有出色的学生，则减少招生名额、暂停招生资格、延缓获得终身教职的资格，都可以成为约束或惩罚的措施。在更软的层面，还有学术声誉的约束，没有哪个在意自己学术地位、学术声誉的教授，敢不认真招生、认真教学。而在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中，没有几个教授敢不在意自己的学术声誉。

　　总之，当教授必须对自己的学生独立地负起从招生到毕业的全部责任，而这种责任又与其自身利益和自我期许切实相关时，他认真遴选优秀人才的动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将大过以权徇私的冲动。一个教授如此，一个赋有独立使命和自主权利的大学亦如此。因此，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先生接受记者访谈的主旨，是高校的使命和权利，而记者的点题却是“不给学校推脱责任的借口”，也是恰中要旨。而当全国所有或至少大部分高校均在无可推脱的情况下，承担起选拔优秀人才、培养优秀人才的责任和使命时，也就在更本质的意义上，实现了使优秀人才得以脱颖而出的社会公平。

　　遗憾的是，目前我国教育制度不但没有沿着上述方向演变，且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对以考试分数为唯一尺度的“公平”目标的无限追求，导致考试方法、招生制度都日趋标准化、机械化、量化、僵化，几无任何回旋的余地，并由本科招生逐渐向上延伸，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完整僵化体制。这个制度是如此的严整甚至神圣，仿佛任何环节的松动都可能导致整个体系的崩塌，以致任何加以改革的动议都会招致最激烈的批评和最愤怒的质疑，甚至引发恐慌。于是尽管对这一制度的质疑和批评不断，却依然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甚至反而有更加僵化和严密的倾向。

　　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我们愈发感念改革开放的伟大。其最伟大之处，则在于主导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当时日渐僵化而又凋敝的计划经济制度下，谁敢设想让企业不受管制地各谋其利，中国的经济会面临怎样的混乱和灾难？然而20多年过去，各行其是、各谋其利的市场经济改革，让中国人充满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豪。比起一国经济制度的彻底转型而言，教育制度变革的自身难度及对社会的影响，其实还是等而下之。而教育制度改革的迫切，已经到了改革开放前的那种临界时刻，需要改革者拿出抉择的勇气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