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识教育如何走出尴尬境地
2012-04-25 来源：中国科学报
关键词：通识教育
如果让地球停留在某一刻，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大学生正怀抱着职业等级考试参考书，或正忙着学习ABC；而外国大学生可能正在翻看莎士比亚原著，或就乔布斯话题与同学争论得面红耳赤。
在追逐国际化、专业化教育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现有考试制度和录用人才标准的助推下，中国大学生还在步西方大学生的后尘，越来越成为知识上高度割裂的个体。
对于以改善知识高度割裂化为目的的通识教育，中国大学应该用什么眼光看待？开设课程的关键点在何处？衡量标准又是什么？围绕着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的开展，日前在清华大学召开的高等学校文化育人研讨会暨第五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会议上，多位教育专家就此展开了讨论。
“通识教育不是专业教育的补充”
正当通识教育广泛成为欧美大学的必修科目时，进入中国大陆不久的通识教育却似乎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一些教师把它看成“边缘课程”——从专业课上淘汰下来的人员再次上岗的途径；而部分学生把它当做“营养学分”——不仅课堂有趣，还容易通过。
“通识教育不是专业教育的补充，甚至也不是专业教育的基础。”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看来，大学本科教育首先是育人，而不是育才，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学生能马上找到工作，而是使其终身受益。更何况通识教育本身就有三部分价值——价值塑造，培养人格、确立人生目标让学生终身受益；能力培养，强调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知识传授，使学生掌握人类文明的核心知识。
复旦大学复旦学院副院长高效江对此表示赞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不是对立的，而且本科教育中各个专业都可以推进通识教育。”2007年，复旦大学全校开展通识教育大讨论，明确提出，通识教育与每个专业、每名教师都息息相关，并要求每名教师在教学中形成通识教育的理念和教学方式。
事实上，中国的通识教育之所以问题众多，还在于它的特殊之处。
“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是课上得太多，而不是太少。”据中山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甘阳介绍，哈佛大学平均每个学期仅开4门课，而中国最好的大学学生每学期要上12～14门课。然而，课程多并不意味着中国学生比哈佛学生学得好，“中国大学的课程体制最需要改革，目前开设的公共课、专业课过多，根本无法挤出时间开设通识课”。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则认为，如何协调专业课和通识课是全世界的问题，而中国大学的问题更在于如何协调看待和妥善处理通识课和政治课的关系。“政治课的‘两课’是高校必须统一开设的，如果再加上通识课，高校的开课数量必然更加庞大，通识课无法上成政治课，政治课又不愿让渡学分，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比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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