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学行政化早已饱受国人诟病，但回望2011年，大学行政化加剧的趋势依然有增无减，即便“国内一流”大学也不能幸免。大学行政化将中国大学变成另一个官场，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扼杀了中国学者的学术创造力，炮制出大量学术垃圾，毒化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大学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灵魂，如果大学没落，也象征着国运的没落。

 

 

考察国内某些名校的管理特色，可以总结大学行政化的几个共同特征。首先，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大学“管理”的神秘化。

 

行政化必使大学不成其为大学。不是说不需要任何规章制度，但对大学的管理必须限于最低程度，而且管理者应该主要是教员本身，管理规则也应该由教员自己集体决定。做不到这一点，学者不能自由，最后大学出不了像样的思想。

 

大学不需要行政化，由大学自身的职能性质决定。大学的职能无非三类：教学、研究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对国内大学来说包括林林总总的项目、课题、合作、公关等。教学和研究显然应该是大学的主业，最后一类是“旁门左道”，有时确要学校或院系出面，但也不涉及对教员的“管理”。教学需要教务人员处理技术工作，但具体开什么课主要由各专业教师自行协调决定，基本上用不着管。请问，能让领导告诉老师怎么教书吗？如果教师不知道怎么给学生上课，只能说明当初进人进错了。学问更得靠学者自己去做，哪个领导能“管”出哪怕一篇像样的学术成果？

 

大学或院系领导不太可能是一流学者。国外大学虽然偶尔也有“学而优则仕”的现象，但由于大学行政的定位清楚——本质上是个服务、协调和联络机构——大牌教授很少动这个念头，除了“院士”等荣誉称号，很少有这样那样的头衔，如果有名片，也极为简单，完全不像国内“学术明星”，一张名片正反面还写不完。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学院主要领导长期由副教授担任，甚至担任学院领导成为这些副教授的晋升策略，因为毕竟可以和大学领导“混个脸熟”，将来职称评审对自己有利些。学院领导的“弱势”也反过来巩固了行政的“弱势”和管理最小化——学问、资历、人脉都不如人，凭什么还管那么多？因此，国外大学和院系行政的主要任务不是“管理”教师，而是联络校友等各种关系拉钱；经费拉不来，就是领导失职，别谈其他。国内同行往往以为国外大学领导必是顶尖学者，是对行政和学术之间的基本关系犯了常识性错误。

 

但在中国的“高大全”语境下，官和学似乎永远成正比；官越大，学问也必然越深，不然为什么让你做领导？于是乎，中国的学术“大腕”几乎人人为官，不是校长也至少是院长，不是院长也至少是某研究所所长，或挂个教育部某个委员会委员，仿佛不这样就亏待甚至羞辱了这位“学术明星”。一旦做了管实务的领导，就必然意味着学术事业的荒废。学问成“副业”，“管理”、开会、应酬成了主业。不少领导明知这点，却为自己学业不精找理由，坚持自己是为大学管理“牺牲”了学术乃至“奉献”了青春。这种“牺牲”或“奉献”完全不必要，大学根本不需耗费那么多人的聪明才智去“管”。

 

 

大学行政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大学管理者相当强烈的“管理主义”意识，对行使自己的管理权很有点“快感”，对冒犯自己权威的行为则绝不宽容，而且动辄以“制度”、“规章”、“组织”的名目出现——依法治校或依法治院，总天经地义、顺理成章吧？但行政法上有个基本概念叫“滥用权力”，正是指这类表面形式合法、实质目的违法的情形；程序上什么都对，放到台面上的理由也冠冕堂皇，但是内在用心是“阴暗”的。一旦“管理”不分目的、不讲效果，为管而“管”，那就构成了管理权的滥用。何况不少规定根本没经过教员讨论和投票，其正当性、合理性和必要性都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