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在英文中的翻译为“Educator”。从字面的表述来看，所谓“教育家”不过是一个泛指，凡从事教育的工作者，都可以是“教育家”。无论其从事的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无论是教师还是行政管理人员。如果照此理解，在中文语境下，我们是不是过于看重“教育家”的头衔了，反倒忽视了身边众多致力于教育实践的人们呢？如果有人认为上述英文的定义过于宽泛的话，那么退一步说，在高校中，学问突出者被称为教育家当不应该有太多的异议。

 

如果说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这30年间，中国大陆还有可能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大学校长，那么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余年间，特别是近20年来，放眼望去我们恐怕很难找到不是博士、教授的大学校长了——既是博士又是教授，还不算是教育家？当然这只是底线，太多的大学校长都既是博士又是教授，还是博导和院士。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我们的大学校长不是教育家，既对他们不公平，也让人怀疑：如果连他们都不是教育家，那谁还能被称为教育家呢？

 

笔者认为，在目前大谈大学校长不是教育家的风潮中，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关键其实是高校制度建设问题。高校应具备怎样的制度和规范，从而保障大学校长最大程度发挥其作为教育家的作用，才更应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第三，在高校中，应该用什么标准去评价大学校长？一流学者在成为校长后，更多地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甚至要牺牲自己一流学者的才能，这可以理解，甚至也是应该的。从目前的情况看，人们应该会接受从其治校的政策及其成效，而非学问来评价大学校长的观点。将校长的评价机制与对其进行的学术评价机制分离是对的，在现实中也应该不难加以落实。

 

但是，对于人们提出上述观点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由此推演出来的立论及其后果，笔者表示忧虑。人们之所以对现在大学校长专注于学问不满，除了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校长更大的使命应该是管理高校外，人们更多诟病的还是他们利用头衔以及手中的权力谋取更多的学术资源。沿着这样的思路，人们就很容易得出校长“不做学问就好了”的结论，他们只需要懂教育就可以，甚至是二流学者最好。殊不知在现实生活中，非一流的学者在当上校长后成为一流学者的现象并不少见。

 

笔者非常理解社会各界，包括高校学者和教育界人士对于大学校长所提出的种种要求的时代背景。正因为如此，才凸显了赵跃宇校长主动放弃学术的可嘉勇气。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即使是正校长放弃了学问，那副校长们呢？国内的哪所高校没有数目不少的副校长和副书记呢？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他们也同样放弃学术权利？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因此，若只从争夺学术资源这一狭隘角度理解，我们不难看到，即使所有大学的正校长都放弃做学问，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不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若因此就认为应从非一流学者中选拔大学校长，就改革的发展方向而言，又无疑是南辕北辙。换言之，将大学校长置于学问的对立面显然是错误的，未来必定会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

 

笔者认为，在如今众多提倡校长职业化的议论中，人们恰恰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那就是我们的高校实施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党委书记就是职业化的管理者。当下真正应该考虑并进行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在现行体制下进行改革，突破口究竟在哪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才是需要首先解决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