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中国大学的选修课比重为什么如此之低呢？其直接原因是各个层次的必修课比重或强制的必修课（准必修课）比重太高。

 

比如，强制规定的思想政治类必修课程，其总学分大体在10分左右。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等都是必修课。又如对于学生英语方面的硬性要求，很多学校（本科）普遍要求学生进行四个学期的英语学习，一般这四个学期的必修英语的学分普遍高达12~16分，约占高校总学分要求的10%。

 

此外，国内的高校中经济类专业一般都是新生入学就确定了专业（我国大学的院系现在越分越细，专业等价于2级或3级学科。转专业被控制在极小的比例，比如5%~10%。其理由是进校时各专业录取分数不同，或者是防止各学院太不均衡，所以不能转），各专业都自我扩张规定过多的专业必修课程，限制学生在经济不同领域的发展要求，更不用说跨专业、跨一级学科了。学校、院系在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以及专业必修课方面设置过多的必修科目（现在又称呼为学校通识课、本专业必修课等），自然压缩了学生的选修课，压制了学生对教师的选择权（也减弱了教师之间的竞争），学生变成了上课的工具。学生的时间是有限的，大量的精力花费在必修课上，学生就没有充足的时间考虑自己真正偏好的领域或者方向，不能充分发挥自主性。横向对比，美国高校普遍采取的前两年通识教育、第三年分专业的教育模式（这当然不是唯美国教育马首是瞻。但美国教育的成功或相对成功大概是难以从实证角度怀疑的）。其实，人们公认的不仅是真大学而且是一流大学的西南联合大学也是如此。虽然我国一些高校也在采取类似举措，比如全校通选课、大类通选课，但其学分数在总体学分中的所占比例与国外高校相比低得太多，以至可以忽略不计。

 

无论对什么是真正的学校、什么是一流学校如何理解，有一点应该是共识：必须给予学生（教师）充分的选择权，这种选择权既是学生作为教育需求者、学费缴纳者、个性差异者、学校管理参与者的应有权利（民主权利），也是教师作为教育供给者、学术决定者、个性差异者、学校管理参与者的应有权利（民主权利）。这种选择权首先表现在课程上。一所学校，如果所有课程不容选择、皆为必选或50%~60%以上的课程皆为必选或准必修，并且很多还必须是标准答案，这样的大学还是自由的学术共同体吗？这样的学校还能有自由的空间与充分的创新吗？一所学校的必修课超过50%~60%应该是不可思议的。学校应该有选修课，应该有任意选修课，应该有足够的选修课，应该有足够的任意选修课。但是，观察今日之中国学校，选修课与任意选修课所占的比重确实偏低了，甚至是太低了（一些大学的博士生其选修课更是低得可怜，此处不论）。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造就真正的一流大学的。

 

为什么真正的学校其选修课的比重必须是60%以上？除了世界一流大学实际如此，另一个非正式的、巧合的原因就是：考试考核中的百分制、五分制都是以60分或3分作为合格标准，更有意义的是，数学中的黄金分割线是0.618，基本相当于60%。天意乎？

 

需要补充的是，在如此多的必修课里，唯独缺少无比重要的生命的课程。具体的包括：死亡知识、宗教知识、急救知识、性知识、生育知识、游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