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长时期以来，在许多大型的教育报刊上，都可以看到“教授治学”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其所以引起笔者的好奇，是因为这个概念是与“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共同参与”等概念排列在一起，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内涵或原则示世的。其基本意思是：教授要参与大学中的学术管理。其中的“治学”为“治——学术管理”。最早在一些教育类文章中提出和呼应这个概念的人，都是一些有来头的人。他们要么是著名大学的领导，要么是管理学科的著名学者，以及教育行政机构的官员，在社会上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不可能不懂汉语的基本规范，但这种提法还是让人感到别扭和迷惑。

 

带着这些迷惑查阅《现代汉语词典》（P1490），发现该词典对“治学”的解释是“研究学问”。这和笔者理解的“治学”含义一样。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治学”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如《现代汉语词典》所言，指“研究学问”呢？还是如“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者所言，是指“治——学术管理”呢？抑或二者还可以相互转换、变通呢？

 

这显然是个类似于“撼祖国强盛”一样的“雷人”问题，因为这两个“治学”概念之间完全没有相通性。

 

这样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概念，是怎样堂而皇之地登上理论平台的呢？审视这个概念的产生过程，似乎有这么一些原因：在世界大学的基本理念和制度中，都有“教授治校”的内容，而且教授作为大学教育的核心，其作用实在无法简单地抹杀，但在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中，“治校”概念已经被校长占用，有人就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教授治学”的概念，以此来表达让教授参与大学学术管理活动的内容。

 

“教授治学”这个概念，是在我国教育理论界开始讨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时出现的，其用意似乎是为了阻止有的学者提出的“应该引进国外大学‘教授治校、大学自治’制度”主张的。在“治校者”只能有一个且“校长治校”原则绝对不能放弃的情况下，“教授治学”的概念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使现代大学制度理论至少在表面上具有了逻辑性和完整性。

 

从表面上看，“教授治学”确实是个非常巧妙的概念。它一方面安抚了教授要求参与大学决策和管理的意愿，为发挥他们的作用提供了一些机会。一方面又不破坏大学中的基本领导结构，特别是不会影响校长在大学中实质性的核心地位，维护了大学中传统的“统一集中”制度，使我国大学制度与世界大学制度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体现了大学的“中国特色”。这样的大学制度理论设计也会使教育当局如释重负：既有一种理论可以应对社会舆论中要求教授参与大学决策和管理的压力，又不会因为所谓的大学制度改革而使原来的权力、利益结构发生变化。只是这样的大学制度设计，不仅无助于解决我国大学中的实际问题，而且还形成了大学制度理论中的内在矛盾，使所谓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从一开始就处于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之中。

 

“教授治学”这个概念，显然是一种为了应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应该恢复大学教师的主体地位、需要引进‘教授治校’的思想”等内容而产生的对策性概念，而不是一种立足系统、先进、理性的教育思想所细心创造出来的，符合大学历史经验、传统，规律的、成熟的制度概念。在这个概念的精神意蕴中，融汇了明显的工具性、权宜性意味。其为了让现代大学制度理论在表面上能够讲得通，不惜违背基本的汉语常识，凭空杜撰概念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行为，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大学中的思想矛盾和制度危机，而是为了维护现实的大学制度，以及由这种制度所形成的权力和利益。

 

综观“教授治学”概念的出现过程，有一些问题令人难以释怀：为什么有人不惜违背汉语常识，刻意地杜撰一些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概念，以维护已经深为社会诟病的大学制度呢？这其中显然有难为人道的玄机。对照在“大学去行政化”争论中一些发言者的立场和诉求，不难看出在所有这些关于大学制度改革的争论中，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对大学制度改革的力量。他们的言论从表面上看，是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实际上则是基于对既得利益维护的动机。任何大学制度的人格化，到最后都会演变成具体的利益结构，只有对利益的强烈追求，才会使一个有文化、有知识、有地位的人，失态地去强词夺理、杜撰概念，卖力地维护一个有问题的体制。

 

尊重真理，尊重规律，谨守常识，不曲学阿世，不欺世盗名，理应是大学的基本准则。只是已经被官本位风气严重浸染的大学，还能有这样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吗？还能走出实用主义的传统和逻辑吗？（作者王长乐为江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