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要抓住吸引海外人才的大好时机”
  
    2007年，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继2002年之后，第二次在全球招聘院长。我于2008年非常荣幸地受聘为教授和院长。我于1978年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学习，后赴美分别在美国费城天普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完成学业和博士后训练，开始研究植物分子遗传学和发育生物学。1990年我去冷泉港实验室开展独立研究工作，8年后应聘就任宾州州立大学副教授（终生），并于2002年晋升为教授（终生），2008年获得特聘教授荣誉称号。
    2008年到复旦后，我被选为首批“千人计划”入选者。学校积极提供了良好的科研条件，我们现已组建了一个包括副教授、讲师、博士后、技术员、科研助理、研究生等人员的科研团队，而且也从科技部、自然基金委、教育部、上海市科委和复旦大学获得了项目的支持。全院师生员工经过努力，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
    我能够有幸回国参加今天复旦大学的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力的显著提高。为了把我国从一个经济大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我们在各层次各领域需要尽最大努力继续培养和引进杰出人才。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都制订了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和条件待遇，为引进的人才减少后顾之忧，更快地融入新的工作环境，有更大的空间施展自己的才华。
    近年来，国家对科研教育等方面的重视和投入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相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疲软衰退，严重影响了对科研教育的投入和支持。这种反差，为我们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为了更好地抓住引进人才的大好时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和科研教学的大力发展，我们国家还可以在人才培养、引进、管理等方面采取下列措施，更快更好地建设我国人才队伍。
    首先，需要建立全国性的资深人才持续支持计划。我国现有一批在国内国外工作多年，具有国际影响和一流学术水平的专家，如能够给予稳定的支持，这些各行各业的学术带头人将会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发挥他们的学术专长上，从而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其次，要加强引进和培养非独立优秀青年人才，制定相关引进和支持计划，加大对现有人才计划的支持力度。学术带头人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有一个高水平的团队。所以，我们需要面向国内外著名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培养和引进大批的青年学术骨干，这包括非独立的副教授、副研究员、讲师、博士后等。现在，这样层次的全国性人才引进还远远不够。我建议，除了“长江学者”“百人计划”和“杰出青年”之外，可面对比较年轻资历稍浅的人才设立新的培养引进计划；设立“高级博士后计划”，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科研经费和生活待遇，面向年龄不到35岁并具有2至4年博士后经验与优秀学术成就的青年。目前国家已经启动“青年千人计划”，面向的主要是具有博士后经验，但还不一定有独立工作经验的优秀青年，这一举措非常必要，而且要加大支持的人数。同时，要增加现有计划的入选人数和支持强度。比如，每年“杰青”的人数可以增加50％。另外，可以设立比“杰青”支持额度少一些的其他人才项目。
    最后，推进各类人才引进计划，除了各个人才引进单位的努力，还特别需要从国家层面落实对引进人才支持的政策。

    陈清：“宽松环境让我静下心自由探索”
   
    2000年底，我学成归国，至今刚好十年有余，回想这段历程，感慨万千。
    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科研工作者。大学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期间受到北京科技大学资深院士柯俊先生的指导，后在英国剑桥大学、日本金属材料研究所和美国亚力桑那州立大学留学和工作。作为60年代出生的人，我从小就受到正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把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当成很自然的事。但2000年底学成回国也经历过一段纠结的时期，主要是想找一个能真正发挥自己作用的单位和实验室。后来我非常幸运地加入了北京大学彭练矛教授的研究团队。
    十年来，我所在的团队和实验室都有了巨大发展，研究方向也从电子显微学与材料表征扩展到了纳米材料、纳米器件、纳米加工等多个领域。事实证明，回国工作对我来说是完全正确的选择。
    十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都给予我很多支持。在科研经费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对我的成长和发展起了特别重要作用。至今我已完成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其中2005年底完成的项目结题后被评为特优），作为国内合作人完成一项国际合作项目和一项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2009年又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由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视基础研究，评审过程比较公平，允许做一些探索性研究，支持的人员范围比较广，对支持前沿的基础研究和青年人才的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内，有些科研项目在申请、汇报和结题等管理环节过于繁琐。在这方面基金委做得比较好，没有过多的检查，能让我静下心来自由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