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教材，几乎都是在剑桥、牛津和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名校诞生的，国际上广泛使用的物理化学教材，1999年牛津大学再版时，已经是第48版，历年来经过了很多知名学者的修改。

 

据了解，国际上一些非常杰出的学者都在编写教材，比如经济学领域，国际上流行的经济学教材基本上是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经济学大家在撰写，而国内编写教材的知名学者相对来说就少了很多。

 

许多人认为写教材是“小儿科”，体现不出学术水平，但杨德广表示，“教材的编写应该是难度最大、水平最高的”。

 

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新闻办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日前谈到教科书的编写和评价时也表示：这是一项非常具有专业性、学术性的工作。教材的编写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考虑时代背景，又要考虑学生的认知特点。

 

张斌贤分析，目前经典教材难以出现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高校教师编写教材的热情比过去要高一些，但对于编写一本可能称之为经典教材的投入还不足，追求数量、追求速度而轻视质量。第二，部分教师出于利益动机而不考虑或至少不主要出于质量或适用性的原因选择使用教材，使好教材难以在较大范围使用，从而不利于调动优秀学者编写教材的积极性。第三，我们的教材一旦写完不再修订；有的教材虽然也出修订版，但修订的幅度、程度都很有限。

 

别敦荣说，一般来讲，一位教师教的科目比较多，不能每门课都自己编教材，势必要使用别人编的教材，这样，就会带来一些现实的困难。有的教材过于个性化，有的过于通俗化，还有的相互之间差不多。前些年就有人反映，某一门课的300多本教材基本上是一个模式。这样的教材整体水平必然不高。

 

近日有媒体报道，教材专著化倾向显著。许菲认为，专著的主观性较强、综合性较弱，在大学阶段学生们正在学习“是什么”的时候，有可能使其立场不够客观、视野趋于狭窄。在她看来，大学阶段的教材内容更应侧重于基础知识，专著则可以作为阅读辅导材料。

 

别敦荣也认为，教材和专著的性质不一样。教材是为教学服务的，其作用在于给学生提供本课程的总体框架和基本理论，内容涵盖各相关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专著是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围绕某一专门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严格来讲，教材专著化是不合适的。但在教学中，教材和专著应该配合使用，而且应该选用很多专著，与教材相配套使用，才能反映教学的要求。

 

“关于如何编写教材，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完全在于教师自己把握。当然，很多教材是由编写小组一起合编的。”别敦荣说，“根据我编教材的体会，教材内容的水平和层次要把握适度，要符合学生的学习需要。不像专著能写多深就写多深，教材需要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考虑学生的学习领悟能力。”

 

张斌贤认为，编写教材或专著对不同年龄的大学教师来说情况很不一样，很难说哪个更容易。对新入职和入职几年之内的教师来说，写教材恐怕不是他们擅长的事情。他们更多的应该是围绕某些专题开展研究，也可以尝试写一些选修课的教材。对基础课来说，编写教材需要一定的教学经验，需要对课程知识体系比较完整的把握。因为教学与研究不同，研究可以围绕一个专题做得很深，而教材需要完整、充分地反映学科的知识体系，不是说自己擅长的就写很多，其余的少写或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