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关系是教材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的原因。”许菲说，“有些学者、专家编写的教材质量相当不错，体现了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含量。我们在选择教材时，如果没有我们自己编写的教材，肯定会选择质量相对有保障的；但如果有我们自己编写的教材，就宁可摒弃一些高质量教材，也要用本校教材，这样，成果也有了，职称也评了。”

 

许菲认为，教材质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研导向出了问题。以前编教材大多会由老教师任主编，请他们根据多年教学经验整合体系。但现在很多人都习惯自己东拼西凑，编教材的目的是积攒成果评职称，而不是精选素材教好课，书的质量当然高不到哪里去；书出版后又想尽办法找销路，坏影响由此四处扩散。

 

“无论从出版还是作者的角度，当教材是有利可图的，就必然导致教材的泛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曾表示。

 

“我们现在主要是编教材太容易了，大家都编，自己掏钱找个出版社买个书号，就可以出。” 别敦荣说，过去我们有统编教材，在保证教材的基本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放开了以后，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能编的不能编的都编，再加上有些人比较功利，都去挣科研成果，这就出现了教材鱼龙混杂的情况。还有，教材其实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但不太能够反映学术活动的成就。一本教材应该多人编写才好，但它往往只反映主编的劳动，其他参与者的劳动得不到体现。有些知名学者更倾向于写专著，而不是编教材。这都导致教材编写质量参差不齐。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一直很强调教科书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一打著作比不过一本教科书”。葛兆光指出，中国在很长时间，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认为一流学者不要写教材，认为一流学者写教材是身份的降低，“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恰恰认为一流学者要去写教材”。

 

有人提到，对于教材来说，虽然要有意识地融入学科的前沿观点，但还是偏重于基础性教学，所以对于一些学有专长的学者而言，他们还是不太愿意编写一些基础性的教材。

 

杨德广表示，一些一流学者不愿意编写教材，这是导向问题。“我国有各种科研成果奖励，但没有什么教材方面的大奖。我认为教材比科研成果要重要多了。科研成果影响某一个方面，但教材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学生来用，应该组织很强力量来编写教材。”

 

张斌贤也提到，一些教师不重视教材编写，这和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有关系。 “一流学者不编教材”，这是片面的。高校教师在做好科研的同时，决不能忘了自己“教师”的身份。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到教材中，使更多学生受益，这也是一种学术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