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广表示：“我们在教学改革上面，对教材的关注力度还不够，包括教学方法改革，关注的力度也不够。我们提出培养拔尖人才，但拔尖人才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教材培养，这方面我认为还要进一步加强思考和探索。”

 

杨德广认为教材尤其是专业课教材需要不断更新。早在上海大学主管教学时，杨德广就要求专业课教材每年上课都有所更新，3~5年就全部更新一遍。因为科学技术发展变化比较快，这方面的知识更新也比较快，教材往往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跟进不够，这方面学校应该对教师有所要求，教师应该加强知识的更新，加强自身研究能力的提高，不断更新教材。“我认为应该以各专业的教师为主，不断地更新。应该说，有相当一部分学校的专业教师不一定有能力编，但可以借鉴相同类的高校。”

 

“教材如何做到既有理论又有实际，需要研究。”杨德广认为，我国高校大部分应该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研究型高校不是很多，所以教材编写要强调与实践结合。

 

“另外，案例要求还不够。让学生去分析、讨论，从分析讨论中上升到理论，教材中如果有些个案，就会生动，学生就会感兴趣。”杨德广说。

 

“大学教材首先要让学生读得进去。好的教材应该是通俗易懂的。”许菲提到，“我国有的教材拿过来冷冰冰，学生读起来就觉得很烦，感觉是脱离现实的一个框框，没有肉在里头，没有启发学生的思考。”而国外的一些流传比较广的教材会先描述现状然后又有启发思维的练习。“这是‘浅出’的过程。这其实是很难的，要求编著者有自己的想法，才能‘浅出’。”许菲说。

 

有人在网上发帖对中美教材作了一些比较，其中提到：从详略程度上讲，中国教材有些过于简略，犹如瘦骨嶙峋的乞丐，好久没有讨到饭了，总体上有一种泛泛而谈的感觉，而美国教材体态丰盈，如十八九岁的妙龄少女，优雅而不风骚，又如肌肉发达的运动员，强壮但不野蛮，有血有肉，完整具体，生动活泼。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认为，一本好教材要具备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能从总体上反映课程的知识结构，包括各方面的知识点和拓展的需要；第二，要有助于学生的学习，要将知识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第三，要符合授课的需要，根据教学时数，也就是学分和学时的多少来编写。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张斌贤参与编写的教材比较多，包括北师大教育系原教授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史简编》、北师大教育系原系主任陈孝彬主编的《外国教育管理史》等。最近十年来，他自己组织编写了国家“十五”规划教材《外国教育史》、“十一五”规划教材《外国教育思想史》，以及最近的“马工程”重点教材《西方教育思想史》等。

 

其中，《外国教育思想史》被评为国家级精品教材。张斌贤介绍，该书由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三所学校四位教师一起编写，尽可能地考虑了教学的需要。在这本书之前出过好几本这方面的教材，但大部分更适合研究生而不是本科生使用。这一本则定位很明确，就是给本科生使用。

 

张斌贤说：“这本教材不敢说创新，只是尽可能有点变化。这本书从申报教材开始到写出来用了四五年时间，实际动手写花了两三年。至于实际成效会怎样，究竟有多大范围的学生在用这本教材，因为各所学校教学计划不一，确实还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