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我国大学教学中，发现了这样一种偏离常规的现象，就是用于高校本科教学的部分教材出现了“专著化”的倾向。也就是说，一些高校的教师将教材编写与自己的某些科研项目简单地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材编写必要的基础性、经典性、整体性、稳定性等原则，而加大了作者个体表现学术个性和学术研究在某些点上突破的内容，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

 

 

记者曾经随同专家旁听了某高校的一堂课。讲台上的老师除了偶尔瞟一眼教材外，一堂课下来基本是照本宣科。同学们虽然没有过分的喧嚷，但却窃窃私语不断，他们的心思显然没有放在课堂上。

 

一位老师讲，现在课堂上，学生期末考试30-50%的成绩是与上课率挂钩，其他是考试成绩。学校之所以这样规定，目的是把学生留在课堂上。但是课堂效率咋样、学生的兴奋点到底有多高都无从说起，这既反映了老师的教授水平和工作态度，但关键是对当代大学教材本身存有疑问。

 

记者就“在大学的最大收获是什么”采访一位毕业生时，他说“在大学老师讲教材，学生背教材，最后考教材，”这位同学说：“再最后教材被扔在一边。而很多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的知识80%却是自己曾经在图书馆资料室自学的东西。”

 

大学教材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冷遇？教师教的是什么？学生扔掉的又是什么？

 

大学教材缘何成为鸡肋？

 

长春理工大学校长张德江教授分析，填鸭式、照本宣科的大学教学方式，有重知识的传授和获取、轻知识的加工和问题的思考的倾向。学生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普遍欠缺，从而导致难能可贵的创新能力的不足。他说，教师的教法中存在五个过多和五个过少：灌输式过多，参与式过少；结论型过多，问题型过少；封闭式过多，发散式过少；重分数过多，重能力过少；书本知识过多，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过少。即使配备有先进的多媒体设备，但是“照屏宣科”的效果比“照本宣科”的教学效果更差。

 

 

广西师范学院院长贺祖斌教授对大学教材著作化的成因分析时以为，在大学各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中，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一般使用国家推荐的21世纪高等教育教材，一般不会使用专著作为教材；使用专著作为教材主要是选修课，选修课是根据教师的学术研究领域和专业前沿开设的，没有专门的教材，因此，教学内容更多使用学术专著，由此可能出现著作化倾向。

 

有人认为，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教学模式的多样性，接受教育的渠道和手段的信息化发展，教材的内容和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大学教材著作化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大学教学中。

 

“著作等于教材吗？”记者想就所谓大学教材著作化倾向一题采访相关专家和大学校长。在和他们在私下的交流中，他们对此问题发表了富有真知灼见的言论，但是一提起正式的访谈，就始终讳莫如深，婉转拒绝发表意见。

 

一位校长认为认为，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应该有所区别。他认为“教材的内容吸收较为成熟的学术观点，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全面性，内容体系具有较强的规范性、逻辑性，强调内容的科学性，编者一般由多位学者组成；著作内容具有前沿性，体系不一定具有较强的逻辑性，著者一般是学者独著或合著，学术观点个性化，不一定成熟的观点，更多注重其创新性。”

 

为什么“著作”跟“教科书”是两码事？

 

记者在百度里找到有关对“教材”“教科书”的解释：“教材就是教科书，是一个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教材是用于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和思想的材料。”

 

一位教师说，现在，高校出现教材著作化，大家把有一定影响的著作作为教材，无可厚非。但是据此只允许一家之言上课堂、入学生耳，但未必真能入脑。世界是多样的，科研和学术不会有一个理论可以盖全。尤其是在思想活跃、观念领先、精英荟萃的高等学府，“著作”跟“教科书”真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