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很多中国分析人士认为，鉴于庞大的科研人数和雄厚的国家资助，中国科研产出的爆炸式增长不足为奇；但科学论文的高产出、低质量却暴露出中国学界的功利主义，学者们只关注科学论文的绝对数量，从而取得晋升和政府资助。因此，中国的论文产量并不能说明中国是一个科学强国。您同意吗？

 

艾伯茨：我们知道，依靠发表论文数量无法有效地衡量科研产出。事实上，首先注重发表论文数量的激励机制会严重阻碍创新。创新对杰出的科学至关重要，真正的创新包含冒险和改变，在研究任何一个冒险性的、新的解决办法时，研究者在最初几年里都不应期望发表论文。衡量科学家的方法跟各个国家的文化有关。中国的科学决策者们应该密切关注这一事实。

 

维持一种富于成效的科学文化十分重要。我会推荐这样一种制度：在每一个研究团体里，如果有人平均一年只有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也应被大家仔细地阅读和评价，这比一个只讲求论文数目的制度要可取得多。在评价科学家时，应该强调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坎贝尔：像NPI这样的指标以及其他文献计量学分析显示，在过去几年，中国对筛选性强的杂志的投稿正在大力增加。具有高度影响力的研究在中国的科研产出中的确仍是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但毫无疑问，像吸引中国科研人才回国这样的政策正在刺激中国科学影响力的长足提升。

 

 

记者：西方分析人士把相对成功的科学教育看作亚洲国家的重要优势，而中国人则常常怀疑本国的教育体制缺乏创造力。您怎么看？

 

坎贝尔：在我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中，中国官员都评论过中国的中学里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一些科学家也对来西方实验室里工作的中国科学家说过同样的话。但中国实验室里的确存在一些批判性思维得以高度发挥的地方，我确信这种地方会越来越多。这种乐于批评科学权威和科学前辈的观念与知识传统的精神，是科学进步的根本。科学在中国社会享有颇受欢迎的崇高地位，政府需要保证学生们得到良好的资助。

 

艾伯茨：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强调改善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需要做出重大改变，在美国，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所谓的科学教育。大体说来，科学教育包括学习过去的几百年里科学家对自然世界运转方式的发现。同样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像一个科学家那样解决问题，使用证据、运用逻辑，真正理解科学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这需要学生们积极探寻，靠死记硬背是学不会的。

 

记者：有人认为，中国在像材料科学这样的应用科学领域领先，但在像物理这样的理论领域缺乏活力。一您怎么看待中国科学的比较优势？

 

坎贝尔：中国目前最显著的进步可能是在生物领域。一开始强调应用科学，这种策略没什么错。但好的决策者都明白，无论在哪个学科，基础科学都会迅速带来深远的实践效果，因此长远看来，对基础科学的投资也是至关重要的。

 

艾伯茨：中国在各个科学领域都有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在所有领域都领先世界。中国在材料科学领域的工作得到广泛认同，这个领域不仅包括应用研究，也包括基础研究。在某一个特别的科学领域，年长的科学家们去敦促一些最有天赋的年轻科学家精益求精，去指导他们、支持他们，将是一个培养比较优势的方法。科学家们会自然而然地彼此竞争，争着做第一个做出重大发现的人。一个国家在研究领域保持一个有高度竞争性的文化，对于它在世界上取得科研领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领域的繁荣程度，正取决于该领域科学家们彼此帮助、取得成功的程度。

 

记者：在中国，由于学术腐败案的频繁曝光，有人对于科研发展前景感到悲观。您怎么看待未来中国的科研能力？

 

艾伯茨：在科学方面，中国无疑还有巨大潜力。政府慷慨地为科研提供资助和设备固然重要，但这还不够。缺乏道德标准会导致学术腐败。中国的科学领袖应该更多地强调让他们的同事坚决保持行为得当，应该一起清楚地探讨科学怎么样就会走偏，走偏了怎么纠正，从而将这些标准传授给年轻的科学家们。

 

坎贝尔：中国的科学领袖决心要提升这个国家正直、诚实的科学精神——每一个科学国家都需要这么做。但最重要的是，中国要保持对科学的长期、稳定的支持，保持创新的勇力，保持与其他科学国家的公开接触。如果这些政策一直保持下去，中国的科研天才将层出不穷，这个国家也将因此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