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退出该校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一事，经媒体报道引发社会热议，有媒体甚至将此举称为高校改革的破冰之举。无独有偶，去年吉林大学制定的《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就明确规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复旦大学起草的《复旦大学章程》也作出规定：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据了解，清华大学等知名大学校长也不曾在本校学术委员会任职。

 

缘何一所高校内部的学术委员会人事更迭，会引发如此关注？原因不外高校行政化倾向积弊日深，行政化主导下的大学本质越来越迷失在虚妄的世俗社会中，山大校长的高调退出抓住了社会关注的眼球，媒体的“过激反应”无非深刻表达了全社会对高等教育改革，尤其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强烈期盼。然而，透过这些颇值得体味的媒体报道表象，聚焦高等教育去行政化改革所谓“破冰之举”时，我们其实更应该深入反思：校长为何不能任职学术委员会？

 

据了解，徐显明曾先后致力于近现代中国法律思潮、法治国家的原理、法哲学前沿问题、人权理论、宪政理论、法社会学等问题的研究，著作等身，在法学界享有较高的学术威望和成就。由此看来，与其说山大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是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破冰之举，不如说这是现实环境下去行政化的无奈选择。山大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更为看重的，或许是提倡学术至上的理念，形成尊重学术权力的浓厚氛围和示范效应，以此达到还原大学本质、教授治校的最终目标，可谓用心良苦。

 

由点及面，由表及里。可是如果我们不加分别的把享有学术成就和威望，符合任职学术委员会条件并熟悉学术权力运作的中国大学校长们一律清退出学术委员会的行列，搞一刀切，这不仅是对学术的极不尊重，更是对高校去行政化的异化。非但达不到高等教育改革的效果，反而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不可否认，大学校长职业化已成为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之一，驾驭协调整合大学权力并使其发挥最大最优功效，推动大学良性发展，发扬传承大学精神是大学校长所应担当的最重要使命。但大学校长职业化是否就意味着对校长任职学术委员会的“一票否决”呢？显然这样的理解有失偏颇。

 

去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要使教授治学的权力落到实处，达到教授治校的目的，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校长是否任职学术委员会上。

 

当前，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大学去行政化不是大学不要行政管理，相反，大学需要高效的行政管理，大学去行政化的本质是要由行政主导回归学术主导。当前的突出问题是，行政权力对于学术事务干预较多，在一定程度和诸多领域对学术权力形成了权力侵害，出现了越位、错位、失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确保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定位和发挥作用的机制完善健全。只有大学的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协调匹配，形成最佳配置，并在各自领域充分发挥其最大效能，才能保证大学在整体稳定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发展和提高，这也才是我们的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的最终鹄的。假如我们因噎废食，仅仅在形式上完成去行政化，岂非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形式妨碍了内容，这样的危害是极大的。

 

另据了解，国外一些大学校长也在本校学术委员会任职，作为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桥梁。至于社会普遍担心的校长任职学术委员会会加剧行政权力侵害学术权力，只要监督机制设计科学合理，监督到位，大学校长任职学术委员会又何妨？

 

（作者 孙兆扬 山东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