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一流生源用脚投票，无声而有力地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目前中国尚无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认为目前中国尚无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并非否定中国大学有少数世界一流学者、作出了若干世界一流学术成果，两者并不矛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巨富，世界一流大学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创办者约翰·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曾经问过担任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任职时间达40年之久的Charles W. Eliot这样一个问题，即“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什么”，我们不妨称之为洛克菲勒问题。

 

Eliot当年对洛克菲勒问题的回答是“5000万美元和200年”。

 

从金钱上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当然需要大笔投入，这是无须说明的。再看时间，事实证明建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并不需要200年。芝加哥大学1891年建校，至今校史不过120年，但芝加哥大学二战后就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用了大约50年。在顶尖人才全球化流动的今天，创办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需要的时间进一步缩短，一个例子即香港科大成立于1991年，办学不过20年，却已经是各类大学排行榜上跻身Top100的常客。

 

Eliot的回答实际上漏掉了一点，即大学治理结构。大学治理结构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学外部，即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另一个是大学内部，即教师（以教授为代表）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Eliot之所以没有提及大学治理结构是因为哈佛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而美国政府对私立大学的干预非常少，因此无需额外强调。但中国的国情与美国完全不同，因此需要单独讨论。

 

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旨即大学外部，政府要自律，少直接干预大学科研教学事务，大学内部要教授治学。政府自律、教授治学是成就世界一流大学必由之路。道理很简单，大学的核心任务是教学、研究，而承担这些工作的主力是教师。大学科研教学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大学教师属于知识劳动者，过于偏离教育规律与知识生产规律的管理与监督，势必使其丧失工作自主的成就感而降低工作效率。因此，要想办好大学，政府就必须自律，不要管得太多，赋予教师尤其是教师中的佼佼者群体高度工作自主权，由教授治学。

 

这一规律已经被欧美乃至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历史反复证明。莫斯科大学课程人事经费等事项由各系学术委员会决定，全苏教育部无权干涉，今天仍然如此（1952年院系改革全面向苏联学习，这一点却没有学到）。当年北大蔡元培以辞职等方式反对政府直接干预北大内部事务，北大内部教学教务工作由教授会决定更是为国人所熟知的历史，不复赘述。这里再举中国的两个正反例子。

 

正面的例子是香港科大的快速崛起。香港特区政府对香港科技大学有专门立法，赋予其真正办学自主权，政府虽然对香港科大建设投入巨资，但对学校科研教学事务直接干预几近于零。香港科技大学内部，教授治学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巨额投入加上良好的大学治理结构，以及香港中西交融的独特城市魅力对世界一流人才的吸引力，香港科大快速崛起实属必然。

 

反面的例子是深圳大学的慢速发展。深圳大学创办于1983年，早于香港科大8年之久。深圳大学成立之初，被地方政府寄予很大期望，当时深圳财政年收入一亿多元，却拿出一半的钱办大学。但今天深圳大学办学水平却与当年定位及期许相去甚远。以博士点为例，目前博士点数量大大膨胀，大多数“211”大学都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博士点的今天，深圳大学却只有3个博士点。

 

个中缘由何在？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语道破：“深圳经济发展坐特快列车，深圳大学坐的却是教育体制的马车。”深圳是经济特区，而不是高等教育特区，地处中国改革前沿的深圳大学一直无法摆脱计划经济时期全国整齐划一、过度行政化的高校管理体制，其在经济领域以制度改革后来居上的优势在深圳大学身上无从体现，最终泯然众“校”矣。

 

笔者以为，如果将《高等教育法》中设想的高校办学自主权真正落实给少数几所位于国内一线城市的重点大学，使其真正拥有莫斯科大学、香港科大等所有的制度环境，充分释放优秀教师与学生之巨大创造力，公平竞争，十年间自然会出现一两所甚至更多世界一流大学。

 

主张此论的理由是：未来十年中国一线大城市之影响力与1991年时的香港相比，只有超出而不逊色。而今天的国内前10名重点大学的实力，也是当初一张白纸的香港科技大学所无法相提并论的。

 

因此，基于蔡元培时代北大、当代香港科技大学之经验，如果政府真正而不是仅仅在法律与文件的字面上赋予国内少数几所类似于莫斯科大学、印度理工学院的办学自主权，十年圆世界一流大学之梦并非空穴来风之主观臆断。

 

此外，从高校管理体制角度看，赋予国内少数几所具备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基本条件之大学科研教学方面的自主权，也不足以对现有高校管理体制构成实质性影响。这种做法是大有先例可循的，苏联允许莫斯科大学、印度允许印度理工学院享有其他大学所没有的自主权，一大原因也在于此。

 

（作者王凌峰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