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发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定位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学为北大、清华，其余“985工程”高校定位为国际知名大学。自此之后，世界一流大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界一大话题。

 

全球范围内进行世界一流大学排名的机构很多，排行榜也很多，不同排名机构的世界一流大学定义略有不同，但多数主要是从学术研究角度界定的。随着SCI、SSCI等一批学术数据库的成熟，基于若干科学计量学指标量化界定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日益普遍，比如上海交通大学评价体系中，校友获诺贝尔奖和菲尔茨奖数量权重为10％、教师获诺贝尔奖和菲尔茨奖数为20％、HiCi科学家数为20％、《科学》和《自然》论文占20％、SCI和SSCI论文占20％、人均指标占10％。

 

从排名位置上看，普遍将前100名大学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或者其他内涵差不多的不同称谓）。当然，此“100”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与约定俗成，未必有坚实的客观依据。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和教育发展最高水平的集中体现，从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树立高等教育品牌与形象、提升国家与民族自豪感等多个角度看，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追求与渴望都在情理之中。

 

以“欧洲经济引擎”德国为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大学是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学习对象。20世纪30年代纳粹兴起，一大批一流人才出走，其中相当部分流入美国，二战后德国大学外有美国大学异军突起的竞争压力，内有战后重建、高等教育大众化两相交逼下政府财力不足，对大学采取平均投入撒胡椒面政策之资源不足困局，德国大学当年盛况不再，时至今日在较高知名度大学排行榜上，全球前100名中德国大学数量远落后于美国，与德国的全球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2005年德国联邦政府启动“卓越大学计划”，计划2007～2011年投入19亿欧元集中建设少数大学。政府成立精英大学遴选委员会，遴选出3所大学（卡尔斯鲁厄、慕尼黑、慕尼黑理工）、18个研究生项目（类似于中国的二级学科研究生授权点）、17个研究团队重点资助。

 

其他国家如法国、俄罗斯乃至亚洲的日本、韩国等都有类似计划，韩国的Brain Korea21计划启动时间与我国的“211工程”大致相当。我国台湾地区2004年提出“迈向顶尖大学计划”，投入500亿新台币，计划5年内打造至少1所大学进入世界前100。

 

2006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主持召开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时指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国家能否持续繁荣下去，关键在人才，根本在教育。教育振兴是中国振兴的重要标志。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有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无疑是中国教育的核心评价指标之一。

 

正因如此，《彭博商业周刊》2010年刊登署名为Shaun Rein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若要成为真正的大国，必须重塑其国际形象和推行教育改革，提升国家软实力。当北大、清华可以同哈佛、耶鲁相提并论时，中国的软实力才可能与美国竞争。

 

简言之，中国需要孔子学院，也需要甚至更需要世界一流大学，毕竟孔子属于历史，而世界一流大学面向未来。

 

世界一流大学排名并不存在唯一说法，排名机构很多，不同机构在指标设计、指标权重设计上都有不同，因此不同排名结果往往有出入而出现争议，比如俄罗斯RatER将莫斯科大学排在全球大学第3名，招来欧美质疑。国内上海交通大学排名也不例外。2008年7月法国参议院议员Jo?觕l Bourdin在一份名为Enseignement supérieur：le défi des classements的报告中批评上海交大排名，认为对人文学科、非英语论文关注不够，导致欧洲大学排名不合理。

 

在Jo?觕l Bourdin提出批评后不久，2008年底欧盟委员会发布全球大学排名招标启事，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4国高等教育评估机构联合中标，2011年将正式推出全球大学排名榜。

 

笔者以为，一个相对简单但不乏可靠度的世界一流大学鉴别方法是看一流学生的选择取向，因为作为一个整体，一流学生必然倾向于选择一流大学，因而从国内一流生源的选择就可以对中国是否有世界一流大学问题作出说服力较强的回答。

 

最近两三年来，国内一流生源选择国外一流大学趋势越发明显。

 

首先是一流生源中特殊群体即高考状元的选择取向。长期以来，全国高考状元尽入少数高校尤其是北大、清华“囊中”。但2006年内地一部分高考状元放弃国内大学，选择香港高校。一时间，“港校冲击论”、“内地名校二流论”蜂起。

 

其次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一线城市一流生源“向外走”意愿强烈。北京一位著名中学校长对媒体坦言，三年内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一线城市最优秀中学毕业生会很少选择国内名校，而直接就读海外高校（《北京晨报》2010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