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表现得淡然，而许多老师则表现得相当谨慎。该校一学术委员会的成员表示，对于复旦的改革，目前很多内容还处于设想之中，不便于发表意见。而另一位成员则透露，目前复旦的改革成效难以确定，各种步骤没有完成，校领导不想高调。改革之难，似乎使不少复旦人欲说还休。方明坦承，“即便起草完毕，还要交由学校教改会进行讨论审定，并且考虑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如何对待原先的规章制度，是否需要新旧制度之间的一个衔接期，这些都是需要努力探索的事情。”

 

他说，章程的实施时间难以确定，“可能一年，也可能两年，希望越快越好。”至于起草章程的组成人员结构如何，方明表示不便于透露。“自主权是很难逾越的障碍。”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校内人士称。高等教育法早已明确规定高校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包括制定招生方案、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制定教学计划、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只是十多年过去了，这些自主权基本上都没有落实，大学行政化毫无松动之态，反而日益强化。

 

杨玉良说，为了推进改革，复旦也在争取向教育部申请一些权力，例如自主招生、自主与海外合作办学、自主进行学位管理和专业审批等，“一切改革都有其价值，但关键是怎么改、怎么改好。”

 

 

复旦的改革，引起了很多业内人士的关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从目前杨玉良所述的部分章程内容看，情形并不乐观。划分和界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是制定章程的关键。“但问题是，谁来界定权力和责任？建立什么机制落实这种界定的权责？谁来监督章程的落实？这些问题在立法时不加考虑，分权还将是口头上的空话。”

 

“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学校长是由上级任命的，各种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是校长的下级，下级如何问责上级？”怎么样才能制订出有效的大学章程？熊丙奇说，首先要调整好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其中包括调整拨款制度、遴选校长的专家委员会制度、建立决定资源分配的理事会治理结构，“这三方面理清了，才能保证大学的财政独立性、办学自主性和资源配置合理性。”

 

其次，还要实施教授治校、校长职业化的措施，要求校长与行政官员不能再从事学术事务，建立终身教授制度，防止行政人员以考核、聘用等名义干涉学术自由。另外建立学术共同体，学术委员会负责教师聘用、考核等事宜，学校行政只负责执行决策。

 

“这个过程单纯依靠大学自己的力量很难实现。”熊丙奇建议，复旦等26所高校可以借鉴南方科大的做法，“将章程提交学校举办者所在的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这样颁发后的章程才具备法律效力。而章程所制订的各种制度，就成为有法可依的法律文本，不会因为学校领导换届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