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期待通过创新赋予自然、社会更丰富的多样性，赋予自身更多发展机会；否则，不论创新的成就对于行为者来说如何巨大，对于自然、社会都只能是一种折腾。

 

激烈的冲突、频繁的折腾、无尽的改革，不可能发展好教育；骚动的校园、蠢动的学生、不安的教师，只会导致不忠诚于教育的学校。

 

2010年，创新成为一个热词。各个领域都谈创新，高教也不例外。在这股创新热潮中，大学如何创新观念、创新机制、创新队伍、创新环境，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发挥大学的创新引领作用，这是需要冷静思考的。

 

“近年来，中国大学所谓的改革创新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没有了秩序，背离了最基本的教育规律、教育常识。”在民盟清华大学委员会、民盟北京大学委员会和民盟北大医学部委员会近日主办的第五届民盟高教论坛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叶富贵如是说。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大学应该进行理性基础上的真正创新。

 

本届民盟高教论坛的主题即为“大学创新”，与会专家围绕大学学术环境、大学体制创新、人才培养创新、科技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民盟高教论坛在民盟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的指导下，由民盟北京大学委员会于2006年发起，在过去4年里，先后探讨了新形势下的机遇改革与创新、大学精神和大学体制等高教问题。

 

 

何谓创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教授杨晓达解释，“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一种概念化过程，它原意有开创、革新、创建三层含义。他认为，事情第一次发生、引入新事物以及从“无”到“有”的建造，都可称为开创或革新。但一种开创或革新，只有能增加机会、促进多样时才可称为创新，否则只是“折腾”。

 

“显然，人们期待的是开拓者，期待通过创新赋予自然、社会更丰富的多样性，赋予自身更多发展机会；否则，不论创新的成就对于行为者来说如何巨大，对于人群、社会和自然都只能是一种折腾。”杨晓达提醒，“科学决策”并不能避免“折腾”；要避免“折腾”，应该以“人”为本而非“业绩”为本，让“自然为”而非“人为”，让“民有为”而非“上有为”。

 

目前，一些校长、教育学者、社会人士都笼统地说大学创新、教育创新，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分析和阐释。在叶富贵看来，大学创新有两种类型：一是大学的教育创新，指大学自身的改革，大学理念、组织制度、教育方法等的改革；二是大学的学术创新，指大学培养创新人才，发展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等。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之所以要进行教育创新，就是为了实现学术创新。

 

叶富贵认为，虽然学术创新是大学里最需要的，但因学科、专业不同而存在极大差别。对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来说当然越创新越好，但有的学科、专业却并非如此。“比如工程、会计、法律等就不能把创新作为根本追求，语言、文字也没什么可创新的，医学有些要创新，有些就不要创新。”

 

“现在需要的是不要乱改，不要瞎改，不要胡改。”叶富贵提到，大学是欧洲中世纪的产物，中世纪的制度遗传至今并没有几个，大学即是其中一个，而且基本架构一直维持至今。西方大学在近千年的历史中，确实在不断发生变化，但除了两三个关键点外，整体上变化是很慢很小的。

 

中国从清朝末年开始建立现代大学，至今已有百余年，期间的变化是惊人的。然而，中国尚未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叶富贵直言：“这一百年来，中国大学没几年是在安安静静、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办学。”

 

叶富贵曾在其论文《教育改革不能回避历史》中提到：“教育发展最需要的是稳定，激烈的冲突、频繁的折腾、无尽的改革，不可能发展好教育，骚动的校园、蠢动的学生、不安的教师，只会导致不忠诚于教育的学校。人们常常会发现，教育经过多次改革之后，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事情甚至变得更糟。其实，一所学校只要让教师安安心心地教学20年，没有办不好的；一国教育只要平平稳稳地发展20年，就一定会出人才。”

 

叶富贵还认为，不同类型的大学，对创新的追求也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的大学有3万多所，但真正肩负创新使命、有创新能力、作出创新成果的可能也只在几百所。世界上的科技人员无数、教授学者多如牛毛，但大多数能把已有知识、技术掌握和运用得好就不错了，应该创新、需要创新也确实创新的，所占比例是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