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设置固定经费，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会不会又出现“大锅饭”的现象呢？

 

“不会，”他说，“作为国家的研究主力，研究人员在进入科学院前是经过严格竞争和评估后挑选出来的，这个是前提，所以不会是‘大锅饭’。很好的人留下来后，就应该给他们充足的支持，4～5年后再进行评估。我们已有这样的模式，比如王晓东领导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和蒲慕明领导的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国家给的固定经费比例相对较高。据说蒲慕明就要求所里的研究人员不要整天到外面申请经费，因为国家给的固定支持已经足够每个实验室专心做研究。”

 

他建议在中国科学院实施改革：“科学院拥有目前国内最好的科学研究人员，没有理由不给他们更多的稳定支持。稳定支持和竞争两种经费分配方式并存，这不仅会促进科学院系统的科学研究，也可以促进科学院系统外大学、医院等机构中的研究人员更好更公平地获得研究经费。”

 

 

以“973”项目为例，王小凡分析了目前大家忙于经费申请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

 

他说，现在一个“973”项目下面往往有十几个甚至二三十个课题组，遍布全国好几个地方，表面上是希望通过合作促进项目研究，但实际上大家联合起来基本都是为了增强申请到经费的可能性。分钱成了主要目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反而很少实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王小凡分析，因为大型项目的总数比较少，申请成功的几率非常低，而每个项目都有十几个实验室想申请，于是，为了减小竞争压力，大家就联合起来一起申请，把竞争对手拉进来，甚至将评委所在地方的研究人员也拉进来，造成一个项目下有一大堆人。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就是即使申请到了大项目，真正分到每个人手中的钱也不够用。大型项目被人为地“小型化”，而得到一个“973”项目资助的这些实验室又必须再重新组合起来申请别的经费，这样就扭曲了国家设立“973”项目的本意。

 

王小凡的一个建议是，增加目前每一个立项的“973”项目的子课题数目，但每项的资助总额减少，同时规定只有限定个数的实验室可以参与同一项课题。举例来说，目前肺癌已经上升为造成癌症死亡人数的首要病因，国家需要在肺癌研究领域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项目的总额为4年资助2亿元人民币。按照目前的做法，有5个课题将得到资助，每一个课题的经费为4000万元，但每一个课题的参与实验室会多达十几二十个。如果把资助的课题数目增加一倍，资助时间延长为5年，同时规定每个课题下的实验室的数目只能为两到3个，则对于各个研究组来说，竞争到经费的几率更大。不仅如此，一旦得到资助，每个实验室可获得每年150万至200万元的支持，获得这样支持的实验室在一般情况下已不需要申请国家的其他资助项目。

 

他还提出另一个建议：借鉴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模式，国家拿出一部分经费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公平竞争和严格评审，挑选出100个最优秀的实验室作为试点，以5年为期限，每年为每个实验室提供150万～200万元的经费。而这些实验室也不得再去申请其他经费，参与这项计划的实验室5年后再评估，评估合格后还可以继续竞聘。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是美国的一个非营利性医学研究所，也是规模最大的私人资金资助生物和医学研究的组织之一，拥有资金120亿美元。研究所最著名的项目是设立HHMI研究员，HHMI研究员是在全美范围内通过严格竞争选拔出来的学术佼佼者，一旦获选，在未来5年里，每位研究员每年大约获得1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支持其集中精力做创新性高但风险大的工作，而不必为研究经费分心。目前约有350位HHMI研究员，包括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41位美国科学院院士以及许多才华横溢的学术新星，其中就有华裔学者王晓东、许田、庄晓威、韩岷、骆利群等。

 

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设立HHMI研究员项目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如果获得经费、时间和自由来从事挑战性研究，那么，有天赋、献身精神和想象力的科学家在生物领域所作出的基础性发现将有益于人类健康。

 

“如果全国有100个优秀的实验室在一定时间内拥有了固定的经费来源，可以从体制上减少很多低效竞争。现在国内科研经费分配方面的严重问题不是额度不够，而是分配不合理。实际上好多研究人员都不想在经费申请上花这个功夫，但没有办法。你参与我、我参与你，合起来去申请大项目。实际上每次每个实验室分到的经费都是非常有限的，要多次参与经费申请才够用。这样的竞争太多，自然会造成人际关系的复杂。这是目前科研管理上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