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凡是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和分子癌症系教授。今年9月初，在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的国际评估时，他读到了9月3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的社论：《中国的科研文化》。作者施一公和饶毅分别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教授、院长，文章谈到了中国现行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和科研文化的问题。

 

这篇社论让王小凡沉思：“我感觉国家目前科研经费管理中的问题，从历史角度看，是在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过程产生的。过去的科研经费都是按人头拨下来的，后来逐渐改为以竞争为主的分配方式。因为发展得很快，许多原来的制度、政策、法规包括文化，都没能跟得上。现在正好他们两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也给我们大家一个机会，来挑明问题、找出原因、提出解决办法。”

 

他认为，目前国内在科研项目经费的分配过程中竞争不是过少，而是过多，竞争的质量和效率没有提高，反而降低。这导致国内的科研人员花费了过多精力在经费申请上。“经费分配全部搞成竞争并不是件好事，对于经过严格选拔脱颖而出的优秀人才，应该给他们适当的稳定支持，让他们能安心地做研究。现在国家的科研经费在持续增加，正是改革经费分配思想、体制和方法的最好时机。”

 

“我是做基础研究的，希望在这方面提出一些具体建议，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关心这些问题的人们更多地参与讨论，从而为进一步的改革找出新路子。”

 

 

在基础研究方面，王小凡感到现在有些大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比如中国科学院的定位问题。如果国家觉得科学院在科研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就应该对科学院设定特殊政策：一方面应当对进入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严格挑选、定期评估；另一方面则是在保证研究人员的质量后，就应该给予他们较高比例的固定支持，让他们有更多时间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因为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低效的竞争太多了，科研人员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在经费申请上。在科学院，即使许多很好的研究所，全部科研经费的60%～80%都是通过竞争获得的，这意味着所内研究人员花费在经费申请方面的时间精力是相当巨大的。再者，中科院研究人员过多参与竞争也让高校的研究人员觉得不公平，因为作为国家队，他们在研究的基础设施方面已经有国家的额外支持。”

 

他指出，如果在定位上科学院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为主，辅以与重大项目相关的自由探索，而大学以自由探索为主，那么，国家在科研经费分配的思路和方法上就该相应地有所不同。他认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经费分配体制可资借鉴。

 

作为美国政府资助科学研究的部门之一，NIH的使命是探索生命本质和行为方面的基础知识、预防治疗各种疾病和残障，NIH也是世界上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和资助机构之一。2010年，它的经费预算为312亿美元，其中20%左右用于资助NIH内的24个研究机构。这些NIH的下设机构是通过直接拨款的方式获得经费，不再需要到外面申请经费；另外80%的预算则是通过各种方式，资助全美国各大学、医学院校、医院等非政府科学家以及与国外研究机构合作的工作。

 

王小凡说，NIH内的研究机构每年要写出经费预算计划，但不是去竞争。NIH内的6000多位政府研究人员也不需要写具体的申请书，只是每4年会经过一次评估，如果研究做得不好，实验室会缩减规模甚至被关掉。“当然，我不是建议国内完全学NIH这样的做法。我的想法是，既然科学院招了许多很好的科研人员，为什么不给他们多一些固定支持，多让他们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