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院士还指出了目前我国科技界“原始创新少、人文精神缺失，科学道德水准下滑，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严重侵蚀着科技界的躯体等令人担忧的现状。”同时列举一些现象与同学们分享讨论：

　　论文、著作的造假、抄袭、剽窃、搭车署名多有发生，愈演愈烈；靠拉关系、“忽悠”、“跑部钱进”，争项目、经费；评审成果搞“友情评审”，甚至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炮制假成果；伪造学历、伪造SCI引用查询证明等；报奖搞包装，对有关评委和工作人员拉关系，搞运作，甚至利诱；有的院士候选人的提名材料不实，言过其实，或把别人的成果、集体的成果捆绑包装到自己头上；为了应付评估、检查，有的单位集体做假；从“应试教育”到“应试科研”，扭曲了科教的价值观；有的科技管理部门，把管理权力化、利益化，长官意志至上，偏离管理的科学性；也使一些投机取巧者屡屡得逞；有的领导干部违反科学程序，干预评审、评奖、甚至干预院士增选……

　　“在过去，科学家被允许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自己的专业上；但现在不同，他必须仔细地检查他的研究成果对这个世界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必须承担告知和警告人们这一后果的责任，而不论这一后果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他必须承担责任的原因是因为他比任何一般的人都事先更深入地知道他的发现所可能带来的后果。”龚克引用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的一段话。

　　交流问答、赠语共勉

　　报告的最后，学者们同大学生面对面，交流互动。学者们讲的精彩，同学们问的犀利。

　　“龚克校长，我觉得您在报告中引用到的竺可桢的”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句话应该改一下，应该改为“科学精神，应该既问是非、又计厉害。您觉得呢？”

　　“杨卫校长，您有过多年海外留学的经历，您觉得，西方可否有好的‘西药’来医治我们学术腐败的‘顽疾’呢？”

　　……

　　问答之后，每位报告人还同大学生们分享了一句话，与同学们共勉。

　　杜祥琬院士说：“一个要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需要有一批又一批的新人传承崇高的价值观。 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后人不断胜过前人的国家。”

　　王乃彦院士说：“科学研究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你总是可以进行一些不同的尝试，它从来不会使人厌倦。事情进展顺利是令人高兴的，事情进展不顺利是令人痛苦的。有些人在遇到困难时就泄气，但我在计划遭受挫折时，从来不着急，我会开始设计下一次实验，整个探索的过程都充满了欢乐。”

　　龚克校长引用了陶行知先生的话，“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报告会结束了，很多同学意犹未尽，自发地围拢在学者们周围，跟他们请教、探讨。那一刻，那一幕，不禁让人想到哲学家康德的话：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内心里崇高的道德，头顶上灿烂的星空。这是一种境界，这是一种呼唤，这也使我们充满信心和希望！”

　　走出百年大讲堂，已经华灯初上。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谈论着，回味着，也互相鼓励着。

　　这一刻，一个世纪前和一个世纪后的北京大学因为一场关乎学术道德和科学品质的对话而时光回转、影像叠合：

　　1917年冬，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这样鼓励每一位青年学子：“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

　　2010年秋，多位德高望重的院士鼓励当今的青年学子：我们的国家需要一批学风扎实、学问博深、志向坚定、操守高尚的学者，中华民族将不仅在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富强，而且在文化上也将为世界做出较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