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进入大众阶段，质量保证问题凸显了出来。高等教育质量问题要通过建立质量保证体系从制度上加以解决。世界上一些国家主要通过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两种方式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市场调节方式的显著特点是分散性，即赋予高等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高等学校之间通过竞争方式实现质量目的；而政府调节方式的特点是集中性，即制定统一的标准，通过统一的程序实现质量标准。政府调节方式常常把学校作为资源配置的单位，被评为优秀的学校可以获得较多的资源，而市场调节方式则倾向于把教师和学生作为资源配置单位，通过同行学术评审或学生选择学校实现资源的配置。换一种说法，政府调节方式是政府与所有高等学校制定一个统一的质量“大合同”，而市场调节方式则是政府或社会与每一所高等学校制定不同的质量合同。由市场调节到政府调节构成一条连续的光谱。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处于这条光谱的何处是恰当的位置，受很多因素影响，高等教育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政府调节方式的有效性减弱，市场调节的有效性增强。出现这种转变，首先是大众高等教育规模比较大，必须发挥每一所大学的主动性，采取分散的方式实现质量目的。其次是对资源需求已经超出公共财政能力，需要实行成本补偿政策，在这种多元高等教育经费格局下，需要将政府质量保证机制转变为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质量保证机制。

 

 

谈到民办教育，阎凤桥认为，由于民办学校的办学经费受制于学生学费，所以规模扩张成为民办学校的发展导向，这就导致了有些学校为了扩大办学规模，不断降低录取学生的标准，进而造成新生的质量低下。提高民办高校的教学质量，需要校内外的共同努力。在外部，可以通过实施分类办学制度、经费资助、评估、认证、准入资质、建立市场对毕业生质量的信息反馈体系等方面，对学校的教学质量形成一个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在内部，则需要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和办学者加强办学质量意识，加强教学投入，因材施教，努力提高自身水平，更好地引导和教育学生。

 

在今天这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中，无论是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还是民办高等教育实践者，都应采取新的思维方式，从多个视角来分析民办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对此阎凤桥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要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前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在中断了近30年之后，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经过20多年的发展，她已经从一棵树苗长成了一棵小树，无论是在法律制度环境方面，还是在办学规模和质量方面，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我们可以说，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过去20年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也许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希望她今后能够长成一棵大树，能够与公立高等学校一同履行社会赋予她的崇高使命。对于今后的发展，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不能急躁，中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证明，高等学校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政府部门来讲，不要急于采取过分规范和管制的办法，要允许民办高校有更长的时间周期来尝试变革，哪怕失败难以避免，这样做也许会牺牲短期的绩效，但却是获得长远成功的必备条件。对于民办高校领导来说，要认识到高等学校不仅是一个技术组织，更是一个社会组织，只有将自身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基础上，赢得社会的认可，才能保证民办高等教育事业基业常青。

 

其次，要从系统和比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前景。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出了高等教育本身，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国内研究人员相比，国外人士对于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看法显得更加积极和肯定。这种肯定的看法，是把民办高等教育放在社会宏观系统中加以考虑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私立高等教育研究专家DanielLevy教授认为，与其他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一样，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超出了政府的规划能力，使得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既不同于公立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也与其他国家私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多样性是一种稀缺资源，它将会因为宽松的环境而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自然演变而成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系统具有特别强的生命力。但是，多样性生存的环境常常会遭到破坏。政府是一个理性组织，它出于对特定目标和秩序的追求，会出台一些事与愿违的政策。不好的政策内容和政策方式会使得一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民办高校还没有长大就已经夭折。民办高校由于追求短期的效益目标而变得同质化，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给基层以更多的自主权，使得民办高校组织结构变得松散一些，提高组织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增强组织的生命力。“我相信，目前存在的许多问题是一所民办高校无法解决的，必须克服本位利益，积极开展合作，才有利于民办高等教育系统长远的发展。”阎凤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