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作过统计，如果按中国的规定，必须发多少篇论文研究生才能毕业，那么全世界的期刊都不够中国的研究生们发文章。”

 

据王小凡介绍，研究生培养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如果学生很努力，也受到导师的悉心指导，学到了该学的东西，但他每一次都证明这个假说是错的，因为排除了很多错的东西，科学也往前推进了，但这样的负面成果是发不了论文的。但经过5～7年的训练，学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研究能力，能够提出假设、设计和操作实验、分析数据，但就是不幸出不了正结果——这也是科学的一部分。那该怎么办？在美国，经过教授委员会的评定，肯定能让学生毕业，而不会被研究生院或科研处因为没发表文章而给卡住。

 

王小凡说：“刚开始我也不知道，在国内某些地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还不算毕业。通常，答辩后让你在形式上毕业，但不授予学位，也就是说，你的博士学位还掌握在单位手里，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发表多少篇影响因子在N以上的期刊论文才能授予博士学位。在美国，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就算毕业了。现在，国内高校加上这条限制，逼大家做出好东西，一方面改变了过去什么样的人都能获得博士学位的情况，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这一‘刀’也切得太厉害了，矫枉过正，忽略了科学本身的特性。”

 

“让专家委员会来决定”

 

“我对年轻人很有同情心，我向来主张对年轻人要负责。有时完全是导师放羊，没有给他们指导，出了问题为什么不取消不能够负责的导师的资格呢？培养研究生是培养高级人才，要将功夫用在精心培养上。”

 

怎么才能让一个博士生毕业呢？

 

王小凡介绍了美国的情况：“研究生培养，先有一个资格考试。通过他写出来的答辩论文、之后的演讲和回答教授们提出的问题，教授委员会要看这名学生有没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知道他起码的个人素质。通过了资格考试后，接下来学生就由教授组成的论文委员会来管理。这个委员会规定每年必须开一次会，学生要写出一年来的进展；之后，教授们与他一起讨论进展、新思路；到了五六年后，大家觉得他进展很好，知道他掌握了许多基本的技能，独立思考方面已达到一定程度，作出的结果也对该领域的发展有贡献，最后，大家会得出一个结论：他可以毕业了。”

 

教授们是通过一个非常具体化的过程，而不是硬性的规定来考查学生的能力。发表文章是考查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所以，教授委员会不是只管形式和结尾，而是贯穿于整个学生的培养之中，这样教授对学生才有了解。不像国内，中间没有人管，到最后请一个答辩委员会，看一看论文就完了。

 

也许有人说，这样不是很占用教授的时间吗？“如果你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事，你就会花时间。而教授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是对学生的题目有了解和帮助的人，不是随便找的。而且，这样对做导师来讲也有好处，得到很多帮助，因为别的教授也对我的学生的题目提出很多想法和建议，有时是我想不到的。因此并不是说我老给别人做事，这是互惠的。”王小凡说。

 

然而，当王小凡将这种已经很规范的做法介绍到国内时，却发现行不通。“教授们说，我们已经够忙了，主要是我们的学生太多，如果再这样做，我们就别活了。”

 

“听到这个话后，我就想，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需要面对中国今天的现实。做不成的事，我也不讲理想主义的话。所以我提出，教育部或中国科学院，应以指令形式要求大学和研究机构成立一个校级或所级专家委员会来专门受理这类事件，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处理，不能一刀切，尽可能避免让学生铤而走险。”

 

王小凡特别体谅研究生们遇到的困难，“现在国内部分导师带了很多学生，本身又很忙，没有真正很好地指导这些学生怎么写论文，最后造成他们有时大段摘抄别人的文章，导师又不仔细阅读论文就让它过了。等发表出来，某个作者一看这是我的句子，再写信给期刊编辑申诉，问题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