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贺铨向记者介绍说，我国的科技体制最早是学习前苏联的，“12年科技远景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使我国的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我国在主要的学科和技术领域几乎都有布局，科研院所也建了很多，有了一支门类和学科比较齐全的、从事现代化科学研究的科研队伍。“文革”时期，我国的科技事业遭到重创。改革开放后，中央陆续出台一系列促进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政策，但科研与产业脱节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科研生产“两张皮”的现象十分严重。

 

“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推动二者的结合，采取的方式就是让研究院所转制，一部分院所进入企业，或自身变成企业，这是当时的指导思想。另外，完全靠国家经费支撑科研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院所直接面向市场，到市场中去争取科研经费。当时的出发点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一些院所进入企业后，面向产业需求的压力加大了，开始主动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有些转制比较成功的院所，甚至已经成为很好的企业，而且它从横向所获得的经费比从纵向得到的国家经费还多。从转制的角度看，原来这两点设想是实现了。”邬贺铨回忆说，“当时也提出企业应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把企业变成主体后，科研院所可以配合企业工作，但当时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企业长期以来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存，它的研发力量十分薄弱，这使它在短时间里难以承担起技术创新主体的重任。”

 

“高校和科研院所也是创新的主要力量之一，但他们的考核目标不同，比如中科院的定位是知识创新，重点是基础研究，即便是研究一些应用技术，也并不是直接做产品。通常高校和院所的研究目标还到不了产品的程度；而多数企业又还没有能力直接承接院所的成果并将其转化为产品，中间环节缺失的现象严重。转制前，原来的应用性研究院所实际上起到了中间环节的作用。而转制后的院所变身为企业了，它把过去的服务对象，变成了行业里的竞争对手。他们本身的收入待遇可能都提高了，但相对而言，它对行业、对国家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到次要的位置。从这方面看，院所转制以及科技体制改革，不可否认是带来了一些没有想到的问题。”对此，邬贺铨不无忧虑。

 

邬贺铨告诉记者，“现在有人建议，把转制了的研究院所再转回来，这不可能，因为他们很多已经企业化了；还有人建议，把院校的工科研究所向产业方面转，这也有难度。因为院校的研究所定位不是直接做产业，他们更愿意做发表论文的工作。发表论文了，只是说验证技术原理是可行的，但能不能把实验室的成果大规模放大、变成产品？这之间还有很大距离，而后者更多的是要解决生产、工艺方面的技术。如果不了解产业，关在学校、研究所里是做不出来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是重复性工作，不太好写论文。所以，一定意义上，学校内部也没有把这项工作当成它的主要目的。”

 

邬贺铨指出：“新教改纲要出台前的一段时间，高校究竟要办成什么样的学校，目标是不明朗的。‘文革’时期，曾提出要教育和生产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后来不提了；此后有一段时间，一些有实力的高校提出要办成国际一流大学，培养科学家，但没有人提学校要培养工程师，学校也不把面向企业、支撑企业的产业发展作为高校自己的使命，他们办企业或搞技术转让更多的是作为增收的手段。一些有能力的老师都希望去当教授、当研究员，很少有人愿意去做技术成果的孵化工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面向企业、为企业服务。”

 

“胡锦涛总书记在院士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升知识、技术转移转化和规模产业化能力，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以前提创新比较多，现在提‘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创新产业链里面有薄弱环节，我们现在的创新体系是不够完整的。”邬贺铨分析道，“科技体制改革就应朝着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去努力，要高度重视中间环节的缺失。现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希望通过建立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弥补这个不足。但目前，有些实验室还是依托学校、研究所，而他们为企业服务的理念不强，实验室基本上还是为自己的定位服务，没有达到面向行业的创新体系的目的。如何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还需要继续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