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25日《浙江工人日报》报道，江西一所大学，当年给毕业生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在毕业前把劳动合同交到学校，否则就拿不到毕业证。为此，不少学生无奈之下找关系、托熟人、走后门在虚假的“劳动合同”上盖上章，出色“完成”了就业任务。结果，事实上该校就业率并不理想，学校却称就业率高达99.2%。2009年4月8日《瞭望》新闻周刊发表的一篇题为《专家称应针对毕业生就业向高校管理者问责》的文章披露，2007年教育部宣布的大学生第一次就业率为72%，而麦可思的调查却是55.8%。看来以虚假的就业证明换取毕业证书，已经成为很多大学堂而皇之的做法，就业率造假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2009年11月1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等呼吁政府开展就业指标的统计和发布。因为，频频发生的“被就业”早已揭开了虚假就业率的虚伪面纱，大学就业的“浮夸风”导致了大学公信力“大打折扣”。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教授认为，假造的“伪就业率”掩饰了实际就业危机及其背后的教育危机、社会危机，无法反映社会对人才以及大学专业设置的真实需求；也无法反映大学的真实水平，导致就业率排名失实；最严重的后果是败坏学生的道德，泯灭其良知，导致其成为犬儒。今日大学纷纷标出超高的就业率，终究忽悠了懵懵懂懂梦想进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忽悠了寒门学子可怜辛苦的父母亲，忽悠了莅临大学检查的领导……如此观之，就业率统计“统一标准”势在必行，应该还公众一个真实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面貌。对此，大学要反思：大学教育与大学生就业究竟是什么关系？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与出路是什么？

 

 

2010年2月4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大学法学院多名教授在教师邮件群中批评学院学术政策。事因法学院宣布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教师工资按工作量（如“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授课小时数以及社会工作等）分配，法学院多名教授对此表示不满。用计件的方式确定所谓绩效工资的改革举措，的确让斯文的北京大学教授蒙羞，那就是赤裸裸地要将大学教授逼成“计件工”。我国一流大学尚且如此，其他大学也就可想而知了！无论北京大学法学院有多少理由出台这种管理制度，把教授当成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把论文当成产品进行绩效计算的管理模式都是彻头彻尾的败笔。

 

今日大学管理者却似乎相信，可以像管理企业那样管理大学，像激励电子装配工那样激励教授。这样的改革，大学教师成了计件工，真的让大学热闹起来，让教授忙碌起来，但这种忙碌没有指向学术和教育。企业化的激励机制，只会导致整个大学的浮躁。学术研究生产的是精神产品，即使有投入也未必有产出，因此用“种瓜得瓜”的思维对待学术研究是粗陋的、缺乏远见的。温家宝总理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这番话可谓真知灼见。急功近利，用错误的评价方法制造错误的导向，只会让大学在泡沫化、庸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此，大学要反思：大学的特殊使命是什么？大学教师的职业特点是什么？应当以何种方式发放大学教师的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