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里我很幸运，我的小组和部门两级主管，原来都是从我这个位置晋升的，作为同行，他们欣赏我的工作。如果管理层不是你这一行的，你做得好他不知道，想表扬你都不知道如何做，因为他不懂。这已经是最好的状况，如果他不懂，还要指挥人，那你只好受罪。我想今天在公司工作的许多同学们一定在这一方面感触良深。我的两个经理都很懂我这行，我能做出来的东西，他们做不出来，他们心里有数。他们对我很好。工资也很高。连续两年的晋升，我都是最高的一等。我跟他们像朋友一样，离开BASF时，我告诉他们，我想抱怨都找不到理由。离开时，他们也很理解支持。按照公司规定，我要提前两个季度通知。虽然我非正式的打了招呼，但我提前两个月才拿到签证，他们批准了我的辞职。他们其实正需要人，离开两年之后我回到公司，我的办公桌、电话都仍还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他们当时完全可以卡我，从这个角度，我很感激他们。我离开的道理很简单：我不能接受一辈子给别人做事这一事实。
    刘：所以香港只是你回国的一个跳板而已？
    吴：当时这是最好的compromise。人不是生活在真空，我有两个孩子，我希望他们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如果在德国长大，从思维到语言，他们会成为完全的德国人；在美国也一样。但别人还把你看成中国人。我不希望这样，你说我不是美国人，我丝毫不委屈，我本来就是中国人。孩子不这样看，他会觉得我在这里长大，为什么不是美国人？我现在发现当初设想的效果达到了。
我想广义和狭义上都为自己工作。广义上说，是在这块自己的土地上，我很感激我的太太。不是她支持的话，我也很难回来。你知道很多人不能回来，是因为（刘：太太不乐意）。我太太很理解我，她说：“我知道你不回去，死不瞑目，与其如此，不如我们回去”。（刘：所以你太太做了很大的牺牲？）也不是很大，如果不是我，她回国愿望不是那么强烈，因为她家里受过迫害。她运气也不错，很快就在中大找到一年的教师的位置，第二年就在浸会大学找到教职。这里，我们还要谢谢中大化学系许多同事，特别是黄乃正和欧阳植勤教授的帮助。
    刘：如果没有那年的风波，你是不是回了大陆？
    吴：出事之前我就到科大、北大、中科院化学所参观，安排了报告。结果报告全部取消了。当时我在芜湖老家，同学告诉我，火车不通了，因为学生强行上车。我赶快买飞机票，乘飞机从南京飞北京，我父母在北京送走我，就不能回南京，因为出事了。否则我真的回去了，十有八九回了化学所。（刘：你是化学所的荣誉研究员）。对，他们请我时，我并没有评上院士。我感到受宠若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