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这可能是很难打破的记录。我注意到您还在很多其它场合提到“成绩归功于科大”，显然您在科大学习与任教的经历是愉快的，能否请您回忆在科大建立实验室开展研究的情况？
    吴：我很喜欢科大的环境，文革后国内还很强调政治挂帅，科大非常宽松，几乎没有政治活动。管理也很宽松，科大老师很年轻，讲课之余也和我们聊天。我们经常到马兴孝等老师家去闲聊，他说话也很风趣，学到不光是专业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我办公室挂着的条幅“做人，治学二者缺一不可，但首要是做人，其次才是治学”。这句话最早从马老师那儿听到的。
    回科大主要是由于俞书勤和何天敬老师（化学物理系系主任）的帮助和邀请。俞老师时任化学院院长，为化学院发展尽了全力，我相信科大发展史上会留下他的名字。举几个例子：朱校长是俞老师请回来的，他得知朱老师有意离开大连化物所就积极运作把他请回来。俞老师知道刘有成院士可能回家乡（注：刘有成院士是安徽舒城人），就积极操作。引进人才做起来需要两边沟通，跑断腿才能做成。要不是俞老师的帮助，我不一定能回来。十年前，内地还有很多麻烦手续，我在香港也刚刚起步，压力很大。我没有精力面对的事，俞老师都帮我做了。杰出青年基金申请书，都是俞老师帮我弄的，包括打字。科大的房子，何天敬老师和他夫人张老师帮我购置家具、床和其它很多东西，还有其他老师，年轻的何卫东和梁好均老师以及学生们也帮了我很多。我真的很感激他们。学校给了很大支持，我没有实验室，朱校长从他实验室借了间房子给我；我没有钱买激光，用的是他的激光。我起步完全靠他们支持。今天我实验室条件很好，无论是实验室面积、设备都要比香港好一倍以上。
    刘：地方比香港大，这很容易想象，但设备也更好么？
   吴：很多人都不容易想象，事实上香港条件很受限制，这绝非我个人情况。如今香港高校跟国内比没有优势了，仪器设备不比国内强，学生素质，香港永远比不上国内，就像如果科大只能在合肥招生，肯定要完蛋。我在香港实验室只有90平方米，科大给了我近200平方米。目前香港唯一优势就是这批教师，比国内平均水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