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4年来，王敏（化名）手机里的日程表始终重复着“老三样”—查资料写论文、备课讲课以及看邮件回邮件。

　　尽管如此，王敏已经“焦头烂额”，恨不得把一天当作两天过，“看看我的黑眼圈和白头发，再看看名片上的职称，查查我的银行卡……如果不是还有些教育理想、育人情怀，早就另谋出路了”。

　　王敏是北京高校青年教师群体中极为普通但又颇具代表性的一员。在网络上，他们被称作“青椒”—二十几年寒窗苦读修成“正果”，在大学校园争得一席教职。可未曾料想，职称晋升、教学科研、结婚生子、赚钱养家等人生大课题让他们面临比以往更大的压力。

　　2014年前后，共青团北京市委成立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课题组，对在京普通高等学校中35周岁以下的26781名专任教师、行政以及教辅人员（不包括后勤和校办产业等机构中的工勤人员和其他人员）进行了调查，其中，专任教师16738人，行政教辅人员10043人。

　　此次调研按照5%的比例分高校、分院系、分专业，在北京的91所普通高校进行抽样，发放问卷1340份。同时，调研通过座谈会、访谈等方式抽取160份样本并发放问卷。总计发放问卷1500份，收回有效问卷1409份，有效样本量总计1255个。

　　晋升副高出现“职称拥堵” 科研领域的“马太效应”是压力来源

　　根据团北京市委的调查结果，在接受调查的高校青年教师中，48.0%的受访者表示压力大，其中10.1%表示压力非常大，另外还有38.0%的受访者表示压力适中，仅有4.3%和9.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没有压力或压力较小。

　　在造成工作压力大的原因中，“专业职务晋升困难”成为最主要的一项。

　　王敏是北京一所高校新闻学院的教师。在同事眼中，他是科研和教学双丰收的“年轻榜样”。然而，尽管达到了学校评定副高职称的标准，可由于“排队的优秀者太多”，他只好着急地“默默”等待。

　　中央民族大学的徐伟也面临和王敏相同的情况。他以自己所在的管理学院为例，目前学院在岗超编的副教授已有8位，符合条件的讲师更有10余位，职称晋升的拥堵现象极其严重，“很多优秀的人短时间都无法晋升”。

　　职称晋升是大多数青年教师所面临的困境。根据团市委调研结果，北京高校青年教师“以中级职称为主，初级职称为辅”。

　　具体来看，16738名专任青年教师按照专业技术职务来划分，正高级199人，占1.2%；副高级2363人，占14.1%；中级10360人，占61.9%；初级2321人，占13.9%；未定职级1495人，占8.9%。整体情况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状。

　　课题组称，在过去的青年教师评定中，副高级职称主要与工龄及学历相关，存在一定的“论资排辈、熬年头”现象。以往由副高晋升正高很难，现在不仅评上正高更加困难，由讲师晋升副高也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副高职称的评定已经成为青年教师职业生涯中的瓶颈，“第二次职称拥堵”或者说“双职称瓶颈”在青年教师群体中已经逐渐显现。

　　然而，“青椒”压力大不仅仅是因为“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困难”（占24.52%），“工作负担太重”（占17.30%）、“教学科研经费不足”（占13.66%）也是主要原因。

　　“现在的青年教师早不是从前那种安安稳稳、悠闲自得的教书先生了，既要搞科研，也要抓教学。”王敏说，现在不少青年教师身上都压着很重的教学任务，可绝大多数的考核都以科研为主，发表论文的数量和期刊等级、申请的课题数量和大小等等都是摆在眼前的“难题”。

　　但最大的“难题”在于，如徐伟所说，越有头衔的教授越能拿到高级别课题，年轻人几乎没机会。另一方面，量化的考核标准让不少急需职称改变生存状况的青年教师写了大量质量很差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显示，从科研经费的分配和激励上来看，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存在评定不公等问题”，41.6%的人认为现行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有改进空间。

　　报告分析认为，从技术职务上来看，依托于掌握丰富资源的“学术权威”的青年教师更容易获得科研项目和发展机会，进而获得更多提升空间和展示平台，优势资源向优势青年教师集中，使其变得“越来越好”，而那些缺乏依附关系和相关资源的青年教师，则很难获得机会和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高校内科研资源配置强者越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青年教师根本没有真正独立科研的机会，都得‘攀’着老教授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副教授告诉记者，现在不少老师都很“忙”，忙着“编”课题申请书，“炮制”论文，“找”发票，和老教授、期刊编辑拉关系，“谁还有心思好好上课？”

　　“不管怎样，青年教师还是得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学者气质和耐心。”徐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