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致信国家领导人，建议借鉴国外的博士后制度，在中国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年后的1985年，国务院批准试行博士后制度。同年底，我国第一批博士后流动站建立。到如今，已经整整30年。

　　30年，正是一个人从婴儿成长为壮年的时间，博士后制度在我国也早已成为一项人才培养和使用的重要制度。然而，岁月的增长虽然让这名“壮汉”有了成熟的躯体，但在他的头脑中，一些“困惑”也油然而生。

　　就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多名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均提出了对现行博士后制度的改革意见。他们的意见背后，都隐藏着一份深深的思考——30年过去了，博士后制度下一步该如何发展呢？

时代之惑：博士后怎么了

　　1987年，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还是一位刚刚在国外学成回国的“海归”，正在筹划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

　　是时，可供龚克选择的道路其实很多，机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但龚克还是犹豫踌躇，因为对这些用人单位他缺乏深入的了解，那时的人事制度又比较刻板，一旦选择的单位不合适，要想流动就难了。该怎么办呢？

　　有一天，一位领导的一句话影响了他最终的决定。

　　那位领导说：“你为什么不去博士后管委会咨询一下呢？”龚克这才知道，原来在国内也是可以申请博士后的。

　　那一年，博士后制度在中国刚刚设立两年，绝对算是新生事物，而龚克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实当时最吸引我的还是博士后制度的灵活性。”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龚克说，因为博士后在流动站有两年的工作时间，两年后，双方可以双向选择。“也就是说，两年后，我可以再根据自己的情况重新考虑未来，博士后给了我多次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机会。”

　　1987年9月，龚克进入清华大学，成为电子工程系的一名博士后。

　　在进入清华之前，龚克与这所国内名校并没有太多联系，而他在国外求学的高校也不属于通常意义的“世界名校”。因此，很多人觉得他在这种情况下去清华求职“没有活路”，然而清华的科研平台和项目对他这样的青年科研人员又颇具吸引力。“但我又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清华环境。”龚克说，因此，博士后制度又给了他另一种意义上的“宽松环境”。“我可以用两年时间验证自己是否适合在这里作研究。不适合的话，两年后我就可以走了。”

　　在这里，还要提一下龚克的“薪水”。

　　当时，博士后工资是150元，同时还有100元的住房补贴，这一水平基本与教研组正教授的水平相当。这样的“高福利”也是博士后的吸引力之一。其次，做博士后可以比较专注于研究工作，龚克考虑趁着刚刚完成博士学业的这段时间，一方面打下更加宽厚的研究基础，另一方面可以积累成果在学术上立足。

　　“总之，在当时情况下，博士后制度无异于一种冲破僵化体制，更有利于出人才、出成果的改革创举。”龚克说。

　　如今，30年过去了，龚克已经成为国内重点高校的一校之长，曾经带给他巨大帮助的博士后制度却似乎变了味道。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人事制度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情况下，之前的改革创举反倒成为了很多人口中“僵化”的代名词。这种制度曾经具有的“灵活性”“高福利”“少干扰”等优势，反而成为了当下人们对博士后制度口诛笔伐的最主要依据。

　　30年间，博士后制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前途之惑：变了味的“灵活性”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递交了一份关于提升博士后创新能力的提案。在这份提案中，钟章队提到，目前我国博士后进站人员不够优秀，博士后岗位很难招到优秀的人才。

　　事实上，钟章队所提到的问题，在几年前就已经成为大家的普遍认识。

　　早在2012年，在一次博士后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郑兰荪就表示：“在我们实验室，每次交流时，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招不到博士后或者招不到好的博士后，这是现在很多高校、研究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我曾和同行的几位院士交流过，这几年大家都没有招收到优秀的博士后。”

　　曾有一份数据显示，在高校博士生毕业后的去向中，有四成选择进入高等院校，有一成选择进入科研设计单位，仅有不到3%的博士毕业生选择在国内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王顶明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后。作为“圈内人”，他也发现自己身边的同学中，很少有选择进入博士后群体的。而问及原因时，王顶明笑了：“现在的社会这样浮躁，大家都想尽早找一个稳定的工作，谁还会踏踏实实地做博士后啊？”

　　他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

　　“博士后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无法给博士生一个稳定的未来。”李亮是国内某高校的一名博士生导师。采访中，他向记者表示，在目前的就业压力之下，博士人才希望在毕业后能够尽早稳定，而这恰恰是博士后制度所给不了的。“两年后，博士后就必须出站，而出站后，他又将面临找工作的问题。因此，只要有好的机会，谁都不会拿两年的时间冒险。”

　　遗憾的是，越是优秀的博士毕业生，在毕业时遇到“好机会”的可能性就越大，选择“冒险”申请博士后的几率也就越小。

　　于是，当年成功吸引“龚克”们的博士后制度的第一个优势——灵活性，现在反而成为了阻碍优秀博士进站的重大难题。“时代不一样了，就业环境也不一样了，我们的政策却没有改变。”李亮说。

　　然而，受制于博士后制度本身的特性，这一问题似乎并不好解决。有人曾建议博士后合作导师要在博士后出站后的就业方面承担更重要的推荐权利和义务。然而，这一建议并无具体细节。或许，在目前已经时过境迁的就业环境下，除了在企事业招聘中增加“博士后”经历这一似乎不太合理的“外力”推进外，能吸引优秀博士生进入流动站的，也只剩下提升博士后本身的科研“含金量”，使其能在就业市场上更具优势。然而，这需要给博士后一个稳定的生活和科研环境。现在，这方面与“龚克时代”又有怎样的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