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揭开的科研经费黑洞

　　“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混乱，违规现象突出。”2014年7月，中央巡视组对复旦大学的点名批评，将“科研腐败”这个中国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话题，又推到了舆论的前台。　　这一话题的背景，是至2013年底，中国的科研经费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与之相对，则是中国科协的相关报告显示，从全国来说，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仅40%。

　　《人民日报》曾将“挪用”的手段，归为“贪、吞、套、骗、假”，虚列预算、用假发票套取资金，以劳务费、差旅费的名义骗取，在近十年来曝光的科研违规中，屡见不鲜。

　　随着科技部长对科研经费管理“恶性问题”连说两个“愤怒”，并表示“痛心”和“错愕”时，无论政府还是公众，都开始用更冷峻的目光注视中国的这群“堕落”的“高级知识分子”。

　　当肃杀的气氛传到高校，却引发了教师们的反弹。

　　在东南某985高校，2014年6月，学校专门向教师传达了“反腐”的精神，告知最近风声很紧，提醒他们要严格遵守经费使用规定。话音刚落，老师们反而炸开了锅，纷纷指责不是监管不力，而是管得太多；不是“师道沦丧”，而是被逼无奈。

　　安徽一高校的校办主任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他的愤慨，“现在的制度，就是先逼良为娼，再抓嫖，导致知识分子斯文扫地。”

“卡死”在纸面上

　　未来四年的研究行程，在一秒钟之内被“未卜先知”。

　　第一次申请上国家社科基金是六年前，南方一所985高校副教授王亮记得，当时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发现，麻烦才刚刚开始。

　　与立项通知书一起来的，是一份《项目预算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确立了学术研究的“课题制”管理模式，主要采用由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提供课题资金，高校教师申报的研究形式，这类课题被称为纵向课题。此外，国内外各种组织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委托的科技项目则为横向课题。历经二十年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经费管理办法，其中之一，就是严格填写项目预算表。

　　王亮说，为了保证不出纰漏，学校社科处专门组织新立项老师统一学习如何填写。那个夏天，燥热的会议室里，老师们先用铅笔试填，再用钢笔抄上去，汗渍濡湿了一个个的前胸后背。

　　一个填写的诀窍是，要填得满满当当。在预算表上，经费被分割进“会议费、专家咨询费、差旅费、国际交流费、设备费”等十一大类，老师们被告知，每一项最好都填上一点，“显得你做得很规范，要是不预算上，就会觉得你没有做事一样”。

　　但王亮没有经验，不知如何下笔。按照要求，差旅费一栏必须填写调研次数、人数、目的地和每次调研所需经费数额。这让他犯了难，“我哪里知道未来四年，我要去哪里开会，去哪里调研，又和谁一起去？”

　　看他为难，派来指导的老师只好帮他写上：“北京上海各2次2人，广州1次2人，合计1.9万。”

　　未来四年的行程，就在一秒钟之内被“未卜先知”。他曾想只填一个总额，但被告知那样不规范，不会被批准。

　　这一“合乎规范之举”，在随后的四年，却成了埋伏在他身边的定时炸弹，实际的出差地远不止三个城市，差旅花销大大增加，占到了总资助额的50%多，他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用其他类别的预算资金填补。2013年5月修订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项目负责人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经费支出预算使用资助经费”，这是严重违规行为。

　　“我有什么办法？”王亮只能庆幸自己没被发现。

　　但被发现的明显更多，在《国家社科基金年度报告2013》中，通报的预算违规现象，就包括多起“未经报批擅自调整经费预算”。

　　以前不是这样的，王亮记得，1990年代时，课题预算不需要列举每一项具体怎么使用。当然，“那时候的项目经费也不多，最多也就五千左右”。

　　“2006年以后开始变得严格。”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综合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军民回忆道，这一年是中国科研体制建设的一个节点。

　　当年，一场震惊世界的科研骗局被曝光，中国学术界颜面全失—号称中国第一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芯片，“汉芯”，被证实只是将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芯片表面的MOTO字样用砂纸磨掉，重新刻上“汉芯”标志。这一拙劣而异想天开的学术造假，在3年时间内却没有被发现，反而顺利通过一系列的评审、鉴定，向国家各部门成功申报项目四十多次，累计骗取无偿拨款突破1亿元。

　　2006年6月，科技部公开表示，将认真吸取“汉芯”造假事件的教训，从多方面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根治学术腐败。

　　这年底，科技部发布了《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与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协商，成立了国家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委员会。

　　2006年8月，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出台了《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到“严格规定科研经费的开支范围与开支标准”和“严禁违反规定自行调整预算和挤占挪用科研项目经费，严禁各项支出超出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严禁层层转拨科研项目经费和违反规定将科研任务外包”。

　　自此，经费管理规则被细化，强调实行事前预算评估、事中经费监督和财务检查、事后财务验收和审计的全程预算管理程序，严防科研腐败。

　　科研经费就是从这时候起，逐渐被“卡死”的。

　　刘军民说，这也是为了加强监管，是“不得已做出的规定”。

　　但王亮则将这归因为“用行政化的手法管理科研”，使得管理趋于僵化。

　　福建一所知名大学教授林婷经历了同样的困境，当预算中差旅费已经花完时她被通知，由于恰逢中央“八项规定”，必须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一点都不能改，她只好取消去外地参加课题相关的学术会议。

　　“科研为什么不能是承包形式呢？就像国家承包工程修路，我把路修好，各方面都符合要求不就行了？但现在各方面都要管，你用谁的砂料，这些都要过问。”王亮说，这种“纸面上的严格管理”只是徒然增加双方的负担。

　　“这是对老师的极其不信任。”对此，林婷有自己的解释。

“像防贼一样”

　　猛然间，不适应的教师们发现自己由“师道君子”，变成了被防范的“小人”。

　　这样的疑似“不信任”还体现在报销制度上。“课题制”的科研形式，需要教师采用“事后报销”的方式，用发票凭证领取科研经费。相关的规定称得上“事无巨细”。

　　不止一个学校规定出差必须住店，若无旅馆发票则旅费不能报销。还有学校要求出租车发票上须注明起止地名，否则也不能报销。而在苏州大学，新的规定则是汽车油费必须要有过路费的发票单才可以报销。

　　类似的故事多有发生：一位老教授，香港一所大学请他去演讲，对方安排了住宿，结果回来报销机票时，被学校财务拒绝了。理由是没有住宿的发票。老先生做一番解释，也无果。

　　猛然间，不适应的教师们发现自己由“师道君子”，变成了被防范的“小人”。

　　一个高校教师感叹，财务人员越来越像安检机器，层层审查，处处“刁难”，报销越来越困难。为了几千块钱，逼迫老师四处奔走，费尽思量，低声下气，斯文扫地。

　　在广州读博士的李元见证了这一幕，他参与了导师申报的国家级科研课题，去财务报销时，总是难免挫败，财务人员总能轻易找到问题：签名不规范，贴票不规范，发票是连号的，票据是假的（这最让人发懵）。一次，拿着3万块钱的票据只报销了2万。

　　已毕业的医学博士王杰回忆起一次设备采购经历至今觉得无奈，“前几年学校建立了一个招标系统，超过4万元的设备采购只能由校方经手”，这有效防止了教授从商家那里拿回扣，“不过这个过程太折腾人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实验室要买一个二氧化碳培养箱和超低温冰箱，前后跑了大半年”。

　　“像防贼一样。”历史学教授罗志田曾撰文痛批这一点，赢得了许多高校教师的赞同。

　　但吊诡的是，高校教师们也确实在用自己的方式“违法违规”，显得并不那么光明正大。

　　按照国家规定，课题经费按年划拨，每一年没有用完的经费，需要收回，并影响到下一年的拨款额，这与对行政部门经费的管理一致。

　　每到年末，行政部门的“突击花钱”，也就变成了老师们的“突击报销”。

　　李元记得，每到年底，学校财务部总是人满为患，害怕错过了报销机会的老师们，揣着收集而来的各种发票，誓要将经费报销得一分不剩。这些发票，可能来源于学生，可能来源于发票富余的同事，也可能是买的，后者真假莫辨。这已经催生了一个身处阴影中的市场，受访的老师们提到，自己的邮箱总能收到那么几封推销发票的邮件。

　　王杰说自然基金项目极少出现钱不够花的情况，“花不完的基金，一些人会以预付款的形式把钱报下来，比方说有五万用不完，就打五万块存到某公司去，这些钱留着以后慢慢用。”至于对这笔钱究竟以后用不用在科研上，就全靠老师们自觉了。

　　“先要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把钱报出来。”李元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你不把经费花完，人家会觉得你没办事。”王亮坦承，这其中，当然有着糊弄的成分。

　　但更让老师们认同的原因，则是另一个，“主要因为制度不合理，只能利用漏洞，不然科研就可能无法开展下去。”

　　中山大学教授林可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年11月份让我把钱报完，但是这个事情可能我明年3月才干，那怎么办，那只能把钱先报出来。这样操作当然是违规的，但也没有办法。”

　　刘军民承认，制度的缺陷，将老师普遍置于违法违规的危险中，这是今后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一位中央级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也表示，如何平衡“严格管理”和“科研活力”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才能避免陷入“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