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高盛、国际能源署、英国石油等机构普遍预测2016年WTI油价维持在每桶40美元至45美元的低价区间。面对国际油价长期低位徘徊的现实，部分财政高度依赖油气出国的资源国采取了许多新政策。委内瑞拉将国内95号汽油价格提高了600倍，沙特准备历史上第一次进入海外债券市场。那么，低油价对主要产油国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哪些影响?相关国家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还有哪些政策储备?
　　首先要看到的是，低油价主要冲击到产油国财政，而非其大型能源企业。大型能源企业一般都具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从勘探开发、运输、炼化，直至终端的配送、加油站和附属的零售服务等，不一而足。国际油气价格的下降虽然导致大型能源企业上游产业利润下滑，但其炼化和零售端仍可保持盈利，确保了企业整体依然保持一定的利润率。俄油、俄气、沙美等油气巨头不仅上游储备丰富，亦有竞争力很强的下游产业，因而能够在低油价时代保持总体的盈利。因此，产油国应对低油价的政策目标主要包括阻遏国际油价进一步下滑、缓解国家财政困难、开拓市场、确保困难时期政治安全稳定、调整产业结构等。
　　压缩公共开支，缓解财政压力是产油国的首要政策选项。伊朗、阿联酋、伊拉克、沙特、俄罗斯等重要油气生产国财政收入高度依赖油气资源出口。其油价——财政均衡点普遍处于70美元/桶至100美元/桶区间，远高于当前40美元/桶左右的国际油价。沙特、俄罗斯虽然在高油价时期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但单一的经济结构和巨额财政赤字都不容其坐吃山空。由于大量的资本外逃，俄罗斯面临的经济财政形势还要更严峻一些。面对困难，沙特、委内瑞拉、印尼等国近来纷纷大幅度压缩化石能源补贴、控制公共部门支出。如沙特去年年底将能源及用电补贴大幅度缩减了45%;尼日利亚、阿塞拜疆在大幅度压缩政府开支的同时，也开始向世界银行和国际债券市场寻求资金;面对西方制裁，俄罗斯难以获得国际金融支持，但其通过卢布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油价风险。所有这些政策选项或可在短时间内腾挪资金，但长期压缩公共开支必然引起社会反弹，举债度日则要负担巨额利息并承受债务违约带来的信用风险，均不是治本之策。持续的货币贬值更会对国家经济社会运行与国际贸易带来致命打击。
　　调整产业结构是油气生产国应对低油价困境的治本之策。海合会六国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就开始积极开拓非石油经济的发展。阿联酋政府积极投资非石油产业，产值已占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沙特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明确提出，至2020年工业产值占GDP比重要达到20%。阿曼在其漫长的海岸线上建立了一系列工业园区、自贸区，打造地区转口贸易中心。俄罗斯同样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国家战略加以推行。但其面临保增长与调结构、利用比较优势还是后发优势、经济改革与政治稳定等多重两难，产业结构的优化难以一蹴而就。普京总统执政以来以能源立国，产业结构调整进展不佳，持续了多年的高油价更加深了俄罗斯经济结构对油气资源出口的依赖。实际上，资源陷阱是油气富集国的经济魔咒——可以依靠天赋资源过好日子，哪来的动力开展艰苦的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所谓“卓越出自艰辛”“多难兴邦”，大抵就是此意。
　　在联合减产协议难以达成的背景下，冻结产能似乎成了唯一选择。然而，西亚北非复杂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矛盾又一次压倒了油价下行造成的财政压力——沙特坚决不同意签署一项没有伊朗参与的冻产协议;多哈回合谈判无果而终。实际上，业界已经形成的产能早已固化，即便产能冻结协议达成，也并不意味着既成的供给富余行将消失。换而言之，即便今后达成产能冻结协议，也只能引起油价短期内的上扬。而从中长期来看，如果全球经济无法实现有力复苏，油气需求不能实现强劲增长，国际油价远期曲线仍将走低。
　　国际能源署预测，由于油气产业投资大幅削减，2020年国际油价将上涨到80美元/桶——这将超过多数产油国财政的平衡点。摆脱“资源魔咒”，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需要产油国决策层拿出更强的政治决心。阿联酋已经提出计划，未来50年将油气产业对GDP的贡献降到零。
　　由于新能源和油气开采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技术可获得能源总量不断增加。至2050年，全球每年可获得能源总量将达到4550亿吨油当量，是有效需求的20多倍，风、光、水、核等新能源占据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尽管人类仍将长期处于化石能源时代，但新能源对油气消费增量的挤压已经成为现实。油气生产国面临的不仅是低油价的冲击，更要面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充沛能源供给的挑战。低油价时代带给产油国的不仅是经济困难，同时也是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从根本上摆脱资源陷阱，产油国应早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