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于青萍之末。
    这个春天，国资委对央企产融结合将进行“设限”的消息，引发了众多央企的“金融化”竞跑。
    “现在连原本没有金融业务的央企，也开始要做产融结合了。”4月上旬，国资委的一位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产融结合，多指产业资本持有金融机构股份、设立财务公司和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等现象。
    在宏观调控下从房地产“撤军”后，投资金融业成为不少央企可以选择的方向。
    3月6日，国资委主任王勇公开表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一些大央企可逐步探索“产融结合”的方式与经验。同时，国资委规划局也开始研究“产融结合能走多远”，希望对央企的产融结合进行规范。
    “央企很容易利用自己组建的产融结合平台使自己成为国内市场的垄断者，进而对原有的市场竞争结构造成破坏和妨碍公平竞争。”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央企入股金融机构后，一定要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央企涉足金融的监管，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出乎监管者意料的是，方案尚在研究初期，却已改变了央企的“发展预期”。“大限”将至，央企纷纷摩拳金融业务，追赶“末班车”。
    “在产融结合的路上，如果国资委的限定政策让我们只走五十步，我现在做一个冲刺，冲到一百步。以后谈的空间就大了。”一位接近央企负责人的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据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先行者路径

    为规避监管层酝酿中的产融结合规范，央企正加速扩张，抢占金融“山头”
    产融结合，是过去5年央企“跑马圈地”的重要领域。先行者中，宝钢集团、五矿集团、中粮集团等央企投资控股金融机构现已形成产融结合型集团。
    根据国资委的统计，截至2010年末，有数十家央企共投资了上百家金融资产。在银监会和国资委批准的中石油控股昆仑银行、国电电力控股河北银行、中移动控股浦发银行之外，还有更多央企涉入商业银行以及金融信托、保险、证券和期货等金融领域。
    “一个企业的发展需要有两个翅膀：一个是实业，另一个就是金融，二者不可偏废，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曹广晶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公司的现金流非常稳定，企业财务负债率较低，进入金融领域后，如二者能协同发展，将会更有所作为。
    中国重汽集团董事长马纯济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开展金融业务是公司主业的延伸，而且是强化主业的重要手段。”他想进一步充实集团公司旗下的财务公司的资本金，用来支持主业的发展，实现财务公司整体运行水平的提高。
    而作为先行者，中石油在金融行业的排兵布阵，则是央企产融结合的典型路径。
    “不少央企都在涉足金融业务，但中石油的业务领域最广阔，取得的资质牌照也最完全。”中石油一位内部人士说。
    当下，中石油下辖的“昆仑系”金融控股架构已然成型。这一金融平台下设中油财务、昆仑银行、昆仑信托、昆仑金融租赁、中意人寿、中意财险等机构，几乎拥有全金融牌照。其控股的昆仑商业银行不仅在国内遍地开花，还将在苏丹、哈萨克斯坦等国建立分行，俨然一家国际化的商业银行。
    “中石油布局金融的特点，是强调要坚持以油气为核心业务，金融业务定位为服务油气主业。”中石油集团一位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沿着这个思路，中石油的金融版图基本都依托中石油及下属企业展开。如昆仑银行，计划首先是进入石油企业最集中的东北大庆、陕西长庆等地发展业务。
    “昆仑系”的起步仅是当年服务于企业内部的中油财务公司。成立于1995年的中油财务公司，在2002年正式涉足金融业；2002年1月与意大利忠利保险公司组建国内首家中外合资的中意人寿保险公司；同年2月，中石油参与设立中银国际证券公司；2007年4月，中石油与忠利保险成立了中意财产保险公司。
    中石油真正开始考虑打造自己的金融帝国则是在2007年底。
    当时，中石油与珠海商业银行达成重组协议，出资20亿元认购后者增资扩股后86%的股权，后因故交易未能成行。但2年后，中石油收购了新疆克拉玛依商业银行（后更名为昆仑银行），“昆仑系”的雏形此时初现。
    此后，中石油控股宁波金港信托，还拟在重庆设立注册资本达60亿元的金融租赁子公司。 进入信托领域，客观上为中石油构筑综合型金融业务提供了最佳平台：一方面，凭借信托，中石油可以把旗下的金融资产整合成一个完整的金融板块，作为继能源主业外的重要业务增长点；另一方面，借助信托业在金融业内相对广泛的涉猎渠道和领域，今后的“昆仑系”将在资金管理、金融保险、资产重组、股权融资以及收购兼并等领域不断开疆拓土。   

    产融结合热

    “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必然会有一个融合的过程，这是社会资源达到最优效配置的客观要求。”长期研究产融结合的正略均策管理咨询顾问王云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公开资料显示，世界500强企业中，有80%以上进行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经营行为。
    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早期的金融控股集团基本上都是以产业资本为支撑和核心。主要是一些家族型的企业集团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解决自身发展产业中的融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为自身在产业中积累的大量资金寻找出路，同时为了自身的金融交易提供方便。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如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平安保险、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工商银行以及中银集团都初步形成了金融控股的形式。但是，“由于中国银行业改革滞后、产业资本最先成熟，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产融结合的发动者不是金融资本，而是产业资本。并且，中国政策规定银行业不能投资实业，所以目前中国大型集团企业产融结合的发展方式多为产业集团向金融业投资，即‘产业投资金融’。”银河证券研究中心研究员田书华介绍说。
    中国企业进入金融领域可供选择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租赁公司、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担保典当、汽车金融，以及小额贷款等，产业资本通常以参股或控股的形式进入金融机构。
    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资本的多元化经营需求，德隆、海尔、新希望集团等都曾借助投资金融，得到了快速发展。
    对于国有企业办金融，在2002年国务院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一系列文件中并未提及。
    该政策是在国有企业非主业资产普遍资产质量差、经营困难的背景下提出的，虽然金融业在当时也处于不景气阶段，但由于金融有着较高的准入门槛，因此并没有把央企的金融资产认定为低效资产。
    因此，在主辅分离改革中，央企的金融资产被允许继续保留甚至进一步扩张。在辅业分离改革的文件颁布实施后，中国电力财务公司仍然被保留在国家电网系统内，南方电网、五大发电集团挂牌成立之后，也陆续成立了自己的财务公司，还分别新设了多家保险公司。此后，因公司发展需要，大多数央企都成立了财务公司，并进军金融领域，建立金融平台。
    “在中国，金融行业一直受到政府管制，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如制造业等实体，产业集团进军金融领域，一方面可以分享金融行业丰厚的垄断利润；另一方面，利用自己控制的金融平台，可以把金融业当作协助产业发展的‘提款机’，可以获得更低成本的融资。”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金融投资部总经理吴刚梁说。
    在诸多“利益”的诱惑下，央企的产融结合冲动难以抑制。
    国家电网集团也是国内产业办金融的先行者之一，目前其金融板块已完成了较为全面的业务布局，同时还形成了统一的“英大系”品牌，并涵盖了财务公司、财险、寿险、信托、基金、证券、银行、期货、租赁等诸多形式。
    与中石油集团和国家电网的策略不同，中石化集团的产融拓展策略较为谨慎。自1988年成立财务公司，跨出金融发展的第一步以来，至今其金融板块仍只有财务公司。与西门子集团的金融业务类似，中石化集团的财务公司同样立足于企业的内部服务，目前已经拥有上海、南京、广州、新疆、山东、郑州、成都、武汉、天津9家分公司，至2008年底，财务公司资产总额达到1200多亿元，占到集团资产总额的11.6%；实现利润总额15.5亿元，占集团利润总额的6%左右。
    宝钢集团在金融布局方面则采取了参控结合的方式，其控股的金融机构主要为财务公司及华宝信托，分别作为集团内部和外部的核心经营机构，并在华宝信托下成立了华宝兴业证券和基金，以促进信托业务的开展。除控股金融机构外，宝钢集团还参股多家金融机构，包括建行、浦发、深发行、交通银行、兴业、渤海银行、太保、联合证券、华泰财险、新华人寿等，并获取了可观的投资收益。
    与宝钢相比，华能集团参股金融机构数量较少，且多为长期持有，其中又以商业银行为主。考虑到商业银行产权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政策限制，实现控股的难度很大，华能集团对商业银行的长期持有极有可能是完善金融布局的考虑。
    自2006年国内资本市场大牛市起步以来，证券、银行、保险公司的股权令众多实业企业趋之若鹜，几乎所有大型多元化集团都有涉足：招商局在物流和地产主业外控股了招商证券、招商银行、招商局保险和招商中国基金；中信集团则在地产、能源、基础设施等产业外，打造了一个由中信实业银行、中信嘉华银行、中信证券、中信信托、中信基金、中信期货、信诚人寿等组成的金融平台；中粮集团在食品、酒、地产等业务外又与外方合资成立了中英人寿、中怡保险；就连一向专注实业的华润也投资控股了深国投。
    和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相比，民营多元化集团的产融结合步伐也毫不逊色。在香港整体上市的复星集团在医药、钢铁、地产等主业外，控股了德邦证券，并拟收购一家银行。即使是那些竞争性产业的龙头企业，也纷纷圈占金融业：海尔控股青岛商业银行、长江证券，并合资成立了海尔纽约人寿；上海汽车成为安邦保险第一大股东；联想集团参与国民人寿的发起；首钢成为生命人寿的发起股东；万向集团成为民生寿险第一大股东；就连产品处于高投入期的上广电也与外方合资成立了广电日生人寿。   

    监管层谨慎

    出于金融企业自身系统风险等因素考虑，无论是金融监管机构还是产业监管机构都对产融结合一直持谨慎态度，官方发布的《2006年金融稳定报告》中曾明确提出，不支持产业集团直接或间接控股金融企业。
    此前，银监会对企业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是“两参一控”（同一股东入股同质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超过2家，如取得控股权只能保留一家），而中石油、中粮集团等一些央企参股和控股的金融机构超出了该规定。
    “金融本身是高风险的行业，混业经营后风险加剧，而企业做银行、保险、投资等业务的风险就更大。”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杜金富在两会期间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美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衍生了很多金融产品出来，这些产品的风险很大，高杠杆率已经超出了管理者自身的负债能力，最后引发了金融危机。”
    企业在产融结合过程中，大量的内部交易将加速风险的传递，如果没有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建立一道有效的防火墙，将会引起连锁反应。
    针对目前大型中央企业踊跃入股银行、信托等金融企业，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银监会对产融结合原则上不提倡，目前只允许国家战略资源及上下游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入股商业银行。”
    有业内人士认为，银监会对于央企入股商业银行较为谨慎，其原因在于产业资本控股的银行很容易规避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有担心认为：央企控股商业银行，则难免吸纳存款以直接用于大股东的投资项目，这显然将直接危害存款安全。
    但是，阎庆民否定了上述问题：“现在的商业银行都有着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任何重大决策都要通过董事会表决，即使央企成为银行的大股东，在董事会里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但他们的每一项投资还要受到国资委的监管。”
    而对产融结合不断深化发展的现状，国资委一位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国资委正在研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产融结合该走到哪一步比较合适，同时要注意防范哪些风险。   

    风险之忧

    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和背后的产业支持，央企成为这一波产融结合中的主力。但是，在中国银行辽宁分行副行长陈卫东看来，这些企业在金融运营方面并不具备优势，缺乏专业化的团队和知识，运营效益不一定高，一旦经营管理失误，所承担的风险也非常大。
    “从产融结合的角度看，在赶超时期，大企业通过进入金融领域来筹集资金，这种方式容易将产业领域的风险传导至金融领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对产融结合的现状表示了担忧。
    在中国黄金集团吴刚梁看来，产融结合的风险在于实体企业与金融机构谨慎的经营理念格格不入，很多实体企业入股金融机构后，激进的经营行为导致了金融业务的过度扩张，最终导致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坍塌的“德隆系”就是典型的例子。
    “德隆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把握产融结合的真谛，企业做金融主要是两种动机：服务内部或多元拓展。服务内部的金融业务在发展中要与产业发展紧密合作，以服务内部为本整合资源，开展业务；多元拓展则立足金融，以金融的态度做金融，服从金融行业的规律。”
    对于德隆的失败原因，王云总结说，“德隆在发展中以产业为幌子，追求快速扩张和资本运作能力，忽视了各个产业的业务竞争力培养，并且其产业和金融是简单的业务协作，缺少风险屏障。长此以往，金融行业的发展缺少了产业的支持，二者发展逐步脱节，放大了经营风险。”
    安邦咨询则认为，虽然政治制度不同，但日本的财团体制，和中国大国企体制差不多。
    安邦咨询分析师指出，在日本，如果一个财团的某一个或几个企业经营不善或面临破产，财团内部的其他企业就有责任去出手相救，导致很多资源被浪费在已经过度发展的行业里。在中国，央企或者地方国企出现了问题，中央或者地方政府会出面，让本系统的其他企业出面“搭救”，或者干脆用财政收入给企业注资，结果同样也是消耗掉社会宝贵的经济资源。
    而中国产融要真正一体化，结果可能比日本更为糟糕：一旦央企实业经营出现问题，它可能根本不需要政府出面，因为自己手里有银行，它会直接拿社会储蓄资源来拯救企业。
    “央企甚至无法和日本大财团相比，因为日本企业毕竟是在国际市场上冲杀出来的。”安邦咨询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央企高利税的来源，其实是通过垄断地位向上下游的企业获取财富，而并非自身效率提升的结果。它们向金融系统扩张的资金来源，不是自己苦心经营的盈余积累，而是政府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向其资源倾斜的结果。一旦经济衰退，整个社会资源可能一下子被产业金融巨头吸干，那么中国经济就会陷入漫漫无绝期的大萧条之中。那时，产融一体化的恶果，可能比今天的日本经济还要大。”
    目前，国资委的产融“达摩克利斯之剑”悬而未落，在监管空白的地带，央企们追赶的“金融末班车”能驶出多远，会酝酿怎样的风险，一切仍有待观察。   （记者 鲁菲 李其谚 本刊记者王康鹏、戴芊、实习记者林楠对此文亦有贡献）
 
    财团：日式产融的实践者

    作为产业与金融融合最好的实践者，日本模式中融入了更多时代的特色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破坏性极强的9级地震之后，公众普遍认为日本的经济在一定时间内难以恢复。但在专家的眼中，在日本的产融结合的模式下，日本国内的损失不足以影响日本整个经济体，因为日本在海外投资所带来的经济体量远大于国内。
    “日本的产业链条已经遍布世界范围。”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理事会理事白益民说，“很少有人知道，丰田、东芝以及‘7-11’、Versase等耳熟能详的品牌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三井物产。”
    三井物产热衷于通过各种程度的持股形式，参与和渗透到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中，在保证对资源的充分占有的同时，又通过控制贸易端而获取利润的最大化。
    它将财团关联企业推到台前，不断地扩大着市场、资源和疆土，而自己则隐藏起来，像极了‘影子帝国’里的王者，不动声色地观看着一幕幕城池的‘攻陷’和王国的扩张。”白益民在《瞄准日本财团》一书中如是描述。   

    日系产融进化历程

    早期日本的财团并非现有模式，日本现代财团进化的催化剂源于二战。
    二战以前，日本的企业都是以财阀（金融资本集团）的形式存在。财阀原本是日本战前的金融资本集团的通称，主是指日本19至20世纪的三井商社、住友商社、三菱商社及安田商社4大企业集团。由于金融资本集团是和浓厚的封建家族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人们习惯于把日本的金融资本集团称为财阀。在二战期间，鲇川、浅野、古河等6家新财阀崛起，总称为日本十大财阀。
    日本战败之后，财阀模式也被打破。战胜国意识到，大型财阀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背后支撑力量，工业化体系背后也是大型财阀。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短暂的产、融分离的格局。很快，日本出现了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政府也不稳定。
    但几年后，这一局面就被打破。
    朝鲜战争的爆发，适时地缓解了日本国内的经济衰退。参与了朝鲜战争的美国此时已无暇顾及改造日本经济了。潜在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此时急需日本的支持。这给日本产融结合提供了机会。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日本，产融开始聚合，财团重新出现。
    “日本之所以产生财团，是他们不希望外资进入而失去对产业的掌控。”白益民分析说，“依附于外资势必造成产业的分散”。
    此时重新聚集起来的财团已经不同于原来的财阀。“原来的家族成员被赶走之后，经营企业的都是职业经理人。”
    一直担忧日本财团的美国开始动用《反垄断法》，规定金融公司持有一家公司的股权不得超过10%。而日本财团为了适应环境，发生了“基因转变”，由原来的一家公司直接控股转为持有不同公司的股权，进而通过不同的公司再联合持股，达到控制该家公司的目的。
    但这还不是现今日本财团的真实面貌。事实上，在金融资本进入产业之后都面临一些问题，或是不懂产业，或是不懂市场。为了牢牢控制全产业链，日本财团又开始了基因突变。
    白益民认为，日本财团发展到这一阶段时，已经由原来的金字塔持股形式，变成了网状的球体结构。而牢牢将产业和金融联系起来的，是商贸。
    “日本的产商融模式是别的国家没有的。商贸是连接产业和金融的环节。”白益民指出，日本的财团开始向综合商社演变。他们的业务不仅限于贸易，还包括投资、给中小企业融资，由此带动成套设备的出口，做项目（事业投资）。这些商社的持股方都是金融机构，后来变成了产业投行——以贸易为平台，进行产业投资，不是为了控股，而是为了编织产业链。“通过和这些企业进行信息沟通，进而掌握企业本身的需求，为其服务。从你想要什么样的服务我做什么样的服务，到最后让你依赖于这种服务。商社的发达，最后变成了产商融的结合。”  

    编织产业链

    不同于欧美等地的产融结合模式，日本的产融模式更像是修了一个水库，保护产业链内的企业旱涝保收。
    在产商融的模式下，日本造就了5万多家百年企业，以及新一代的财团，丰田财团就是其中一个。“丰田在日本被称作丰田银行。它的现金流达到了200亿美元。”白益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汽车只是丰田财团旗下的一个公司。
    而从丰田汽车进入中国市场的历程，就可以看出产业、商贸、金融之间是如何紧密作战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重新焕发生机，德国大众等一批公司看准时机进入中国合资办厂。这其中却未见丰田汽车的“身影”。
    直到1998年，丰田汽车才迈出了进军中国的第一步，在成都合资建立了四川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丰田通商为其合资方之一。
    四川丰田投产不到一年，就产销“柯斯达”客车2000多辆，几乎没有库存。在其后相当一段长时间里，丰田“柯斯达”一直占据中国各级领导的公务活动用车市场。
    此后，在丰田通商帮助下的丰田汽车，又建立了沈阳沈飞日野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天津丰田汽车、广州丰田有限公司，仅2005年一年就生产了18.5万台以上的汽车。
    白益民指出，表面上丰田汽车按兵不动，实际上，其背后的丰田商社早已开始了中国的布局。正是因为丰田通商的小心布局，丰田汽车才能在中国创造如此好的销售成绩。
    实际上，1987年，丰田通商与札幌啤酒合资成立了华乐种苗有限公司。华乐的存在，更深的一层目的，是为了深入研究中国内地汽车市场，为丰田汽车日后可能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近距离观察中国市场的两年后，丰田通商与小糸制作所合资成立上海小糸车灯有限公司，专门生产汽车灯具。这家公司日后发展成为中国本土最大的汽车灯具制造商，2005年时的市场份额超过50%。
    从1993年至1998年期间，丰田通商共建成28家企业，其中24家为汽车生产服务的企业，4家主营进口贸易及销售。这些贸易公司以及汽车零部件配套生产企业，顺利地解决了丰田汽车的销售问题。
    事实上，人们熟知的丰田汽车只是丰田财团旗下5家世界500强企业（丰田汽车、丰田自动织机、丰田通商、爱信精机、日本电装）之一。丰田财团还拥有十几家财团一级企业，均是世界知名企业，产业链覆盖汽车产业从上游原料到下游物流的所有环节。
    在日本，丰田财团的地位可以视为与三大财团（三菱、三井、住友）集团及三大银行财团（芙蓉、三和、第一劝银）并立的较独立的企业集团。受东南亚金融危机拖累，1997年三井财团的樱花银行出现经营不善情况时，曾向丰田要求增资。制造商援助银行无论是在哪里都是一个特例，丰田财团强大的实力可见一斑。  

    财团模式被复制

    日本的产融模式很快被韩国复制。三星便是其中较为经典的一家。
    韩国三星财团的创始人李秉哲少年时期留学日本，就读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经科。
    1941年三星商会改称“株式会社三星商会”，由一个私人商会初步具备了现代企业雏形。李秉哲在汉城经营国际贸易，开始了他的财富积累。1948年三星商会改称三星物产公司，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
    1953年8月，三星建立了“第一制糖株式会社”，从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当时三星通过日本三井物产，引进了田中机械的成套设备。后来的肥料厂建设，李秉哲最后也是同日本的三井物产就引进资金和技术达成了协议。
    三星物产综合贸易商社的建立，三星重化工及三星半导体技术产品的飞跃发展，无不模仿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并与日本有关企业保持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经营合理化方面，三星几乎是定期向日本商社进行咨询。
    三星作为先导企业，比政府先行一步积累了国内外有关经济和法律方面的大量资料和情报。韩国政府建立“综合商社”的方案几乎全是以三星提供的资料为基础制定的，三星物产公司因此被政府指定为“综合商社1号”，成为韩国综合商社的先驱和样板。
    此时，三星物产作为综合商社，主导着韩国的对外贸易，为韩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世界化发挥着“火车头”的先导作用。
    李秉哲认为，同样缺乏资源的韩国，尤其要学习日本的经验，发展高技术产业。有意思的是，作为学生，三星的目标是，超越日本半导体业者。（记者 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