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农民来说，投资几千元买一件家电不是难事，但是购买建材则不同，它是以农民住房建设需求为基础的。”邓大才告诉本报记者，以他所调查的我国南部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来说，建一幢二层小楼至少需要8万到10万元，建一个三间平房也要五六万。所以，如果农民自身没有住房建设需求，靠建材补贴启动这部分消费效果十分有限。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杜志雄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经历了两个建房高峰。一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有了根本性改变，农民自主用房建设数量随之大幅增加。二是90年代中期。当时农民住房增加主要体现为在原有基础上的改善性需求。
    “从经济发展规律上说，现在中国农村是否即将进入第三个自住用房建设高峰，还有待证明。我个人认为，在城乡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中央出台这个政策，更有利于改善农村住房条件。”杜志雄说。
    杜志雄建议，尽管“建材下乡”已经写入“一号文件”，但是不应该像“家电下乡”一样，在政策启动之前，先给企业或者地方下达硬性指标，而应该因地制宜，确定当地实际需求，再由此确定下乡产品数量。
    邓大才认为，鉴于之前“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的一些经验，“建材下乡”过程中也要注意保证建材质量、降低产品价格、简化补贴环节等问题，让这项惠民措施真正能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