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改革越往深处走，遇到的阻力也必然越大
 
    2010年底，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高调宣布制定大学章程，进行去行政化改革，但推行却十分艰难。按照这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的设想，《复旦大学章程》将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他的改革同样规定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校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并强化了这两个委员会的权威，它们可以就某个问题召见校领导进行问询，甚至是问责。只是，这一系列改革设想很快陷入沉寂。面对复旦的“前车之鉴”，熊丙奇认为，相比“985”、“211”高校，临沂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相对容易，虽然“985高校、211院校的行动更具示范价值”。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谈及高校改革时曾说，寄希望于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对大学制度进行大刀阔斧创新，并不现实。在他看来，名校缺乏改革动力，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导致它们的细微改革都可能面临巨大阻力。而临沂大学这所更名不久的新学校，其相对不出名反而成了优点。张洪高分析，比起北大清华，临沂大学没有它们那么错综复杂的利益，“历史负担少，深化改革的阻力就会相对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