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纳税监管，全国税务系统对作为重点纳税人的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个人作了界定，“高校教师”与俗称“大款”“大腕”的企业主、明星等十一类人群被共同界定为高收入个人。高校教师对此颇多微词，他们认为，高校收入两极分化，税务部门不应“一杆扫落一船人”。

　　北京某高校一位经济学教授在饭桌上对记者说，一桌人吃饭，无论人数是单是双，鲍鱼份数一定要点对，否则，就会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他轻描淡写地告诉记者，有时没办法，为凑数只好多点一份鲍鱼，没人吃就放在桌上不管它。这位教授得知记者来自宁夏，立刻表示2001年曾应邀去宁夏大会堂做经济分析报告。提到那次报告的收入，他说：“几万元能入眼吗？费用全包是规矩。”一些高校教师认为，业界较有权威的教授凭借讲座、培训、担任名誉教授等获得的收入，的确可进入“富人榜”。

　　据调查，深圳和广州两地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这里大批的中小企业迫切希望得到北京著名高校专家手里的知识资源，所以北京高校著名教师来广州和深圳讲课赚钱有广阔的市场。一等水平的高校教师每天讲课收入大约在2万至3万元，二等水平的每天1万至2万元，三等水平的每天5000元至8000元。西部大开发后，“名师讲课”风席卷西部，高校知名学者、教授一般通过经纪公司或培训机构介绍到各地讲课，他们的讲课收入一般都以现金的方式结算，或者直接打到其个人账户上。重庆某通讯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邀请重庆党校、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大学等学校的教授、老师来讲座，每次时间约两个小时，支付给他们的报酬为500元至1800元不等，如果邀请北京、上海等地名校的知名教授，最高费用达8万元。

　　“高校高收入者的光芒，掩盖了默默在科研一线为国家创造价值的脑力劳动者。”西南大学一位教师告诉记者：“科研人员的付出远高于他得到的收入。”

　　继2003年在世界上率先完成家蚕基因组“框架图”后，我国家蚕全基因组序列分析项目获得了一批重要的新成果，并于2004年12月10日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这既奠定了我国桑蚕学研究世界第一的地位，也粉碎了别国试图将日本作为新“丝绸之路”起点的企图。有人猜测，这一重大科研项目理应得到巨额科研经费，承担此项科研项目的学者自然属高收入人群。记者从西南大学获悉，这一项目的主要承担机构--农业部桑蚕学重点实验室经费紧缺，依靠银行贷款筹集的1750万元项目经费和每月7.75万元利息至今无力偿还。我国家蚕基因组研究学科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仲怀更是经常收到催缴利息的邮件。向仲怀院士说，由于项目经费紧张，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的待遇也与他们的贡献不相称。实验室副主任夏庆友教授在日本进行家蚕学研究时，月薪39万日元，现在每月全部收入为3000元至4000元。

　　低收入也让栖身“高收入个人”的高校青年教师尴尬不已。西南政法大学杨艺老师告诉记者，学校青年辅导员收入不到2000元，每当她与青年辅导员谈论恋爱、结婚等话题时，辅导员总说：“谁会找我们，没房、没钱、没前途？”但即使是这些“账面工资”平平的辅导员其实也有“第二工资渠道”。 复旦大学的一名辅导员告诉记者，现在许多院系在外都开有成教学院，全部由系里老师前去授课并不现实，许多老师也不愿去上课，于是一些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辅导员就可以“客串”教师，这样下来每月也能增加2000多元的收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青年教师说，成为“高收入个人”后，学校青年教师“读博、出书、成名”的浮躁心理更加严重，因为“谁都想早点摆脱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