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之一：认为税务部门的界定“挂一漏万”，没有将真正高收入的群体纳入视野。

　　原因之二：认为将教师和高收入联系起来有损教师形象。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一个所有受访教师都没有明说，但是记者感觉很强烈的现象就是老师的道德感和使命感，似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应与铜臭有染，因此对自己的收入也不愿明说。所有老师更多地以自己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少文章，出版了多少著作，培养过哪些杰出人才为荣，却没有一个人说我拿的薪水是院系里最高的，这说明我的能力最强。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吴勤波博士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尊师重教的国家，而教师也因此背负了相当大的道德压力，这种影响延续至今。

　　原因之三：认为高收入教师只占高校教师的一定比例。某些院系的某些老师收入颇高，这是高校教师中的普遍观点；相对而言，那些基础性学科老师则被认为是高校中的“低收入阶层”。 复旦大学去年开出“百万年薪”全球招聘生命学院院长，最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终身教授金力脱颖而出，事后引发激烈讨论。从“国际标准”的角度考量，金力的百万年薪合情合理，然而结合中国国情，一个生命学院院长的年薪全校最高，副院长一年薪水还不及他一个月，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慧中评价说，人力资本是劳动力要素，应该说，复旦的这一举措，为上海高校劳动力要素价格与国际接轨，首开先河。

　　吴勤波博士说，无论如何，高校教师被列入高收入群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多年来“脑体倒挂”不正常现象的终结。而以薪金和“以聘代评”等为内容的新的高校激励机制激发了高校老师的活力，从这点上看，让部分老师拿到高薪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