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面对新环境新挑战，我国大学在创新发展中应当处理好哪些关系？

 

闵维方：主要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在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应增强主动性，避免完全模仿和照搬西方办学模式。应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以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和要求来评估我们的教学科研水平，使我们的科研成果在国际上有话语权，并让我们大学所确立的教育标准能被世界所认可。在推进国际化的同时注重本土化、民族化，增强文化自觉，注重自己的教育、学术和文化传统，探索自己的办学模式和道路，使大学真正成为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相互交流借鉴的桥梁。

 

大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大学不能脱离社会，囿于学术高墙之内自求发展。大学教育必须社会化，主动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通过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来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简单迎合现实的直接需要，更不意味着要急功近利地将大学变成现实的“消费站”。大学应在纷繁的社会现实中坚持独立思考，在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中保持批判性和超越性，特别是要善于把握各种社会思潮的实质，保证校园文化的正确导向。

 

发展速度、规模与质量、公平的关系。我国的大学发展必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适应，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没有速度和规模，就不可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没有质量和公平，就不可能使培养的人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更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应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处理好大学发展速度、规模与质量、公平的关系。

 

职业技能与全面发展的关系。大学培养的人才应当满足人才市场的需要，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因此，需要强化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但是，职业技能训练只是人才培养的一个方面。应重视人才的全面发展，尤其要把培养品德高尚、心理健康、富有学识和创造才能的人才放在第一位。大学教育决不能忽视人文熏陶、价值教育和人格塑造，把自己降低成技术教育，而要将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创新能力的养成有机结合起来，为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

 

记者：作为长期从事教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请谈谈您在大学教育和管理方面的体会和认识。

 

闵维方：一是处理好党的领导、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我们现在大学的管理，不是严与松的问题，而是管什么、如何管的问题。党的领导是从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方式上、从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上、从大学的社会责任上来体现的。我们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党委应在全局领导的过程中支持校长直接负责学校的行政事务。此外，学校的各级管理部门都必须发挥学者教授的主导作用。为此，应从制度上强化学术委员会、教授会的学术权力，真正将这类组织建设成大学学术研究领域具有权威公信力的评价指导机构。

 

二是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大学发展。在当今条件下，大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改革的勇气、智慧和力度。今后，应当在人才培养方式、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学科布局、学校组织管理结构等方面不断作出调整和改革。同时，在深入把握当代高等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各个层面的需求特别是充分考虑师生工作学习的特点和方式，形成改革创新的合力。

 

三是把师德学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师德学风建设关系学校形象、办学水平和社会责任，关系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大学，就是大师之学。没有一大批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教师，大学不可能赢得社会各界的尊重。今后，应把师德学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将其贯穿于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全过程，在师生中形成明荣知耻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