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国高等教育十大事件盘点
2010-12-07 来源：科学时报
首届创新中国论坛举行：求答“钱问”
事件回放：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2010年10月30日，钱学森逝世一周年之际，由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为论坛主席，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科学时报社共同主办的首届创新中国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教育界、知识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培养创新人才这一主题，各抒己见，试解“钱学森之问”。
李政道在会上就创新之道发表主旨演讲，从办学模式、教学方法、治学态度等方面探讨了创新人才的培养，很好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发人深省。
李政道从钱学森的求学经历讲到自己的成长之路，他认为，培养创造科学和发明技术的人才，需要“一对一”的精英教育。
李政道还提到芝加哥大学的许多优秀教授在科学研究方面给了他很多启迪。“费米特别注重培养博士生独立思考的精神，会花很多时间来提高学生的科研兴趣。这种教育影响了我一生。”
谈及自己的创新思维，李政道认为与自己在浙大和西南联大的教育经历密不可分。“虽然抗战时期国内的教育环境很艰苦，但我们国家却培养了很多杰出的科学技术创新人才，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贡献已经成为大学的必然使命。2010年围绕“创新”的讨论不断，继首届创新中国论坛后，第五届民盟高教论坛也以“大学创新”为主题，探讨了大学的创新引领作用。
点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李政道所称的“一对一”，说白了就是导师制。它的作用在于，通过学生与导师共同的学习、生活，习得良好的学习习惯、学术规范，以及明确自己的人生规划。
“建立真正的导师制，包括在本科生教育中，也探索配备导师，这应该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一条必由之路。”熊丙奇说。
对于李政道提出的“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问愈透，创更新”，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认为，尤其对中国学生来讲，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其实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基础。“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是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而不是题海战术，不是要求学生把一切问题都在课堂上解决。”张杰强调。
为什么现在的大学再也创造不出西南联大的辉煌？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就指出，从“李约瑟之谜”到“诺贝尔奖情结”再到“钱学森之问”，都反映了大学精神的缺失。
秦伯益说：“联大的成功在于它的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它不在乎千百人唯唯诺诺地说一样的话，而珍惜有识之士能振振有词地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
人大获最大单笔捐款：期待教育捐赠常态化
事件回放：
2010年2月28日，正值元宵佳节，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一笔总额高达3000万美元的巨额捐赠，约合人民币2亿多元。这是中国高校接受的最大单笔捐款之一。这笔捐款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校友、著名企业家段永平、刘昕夫妇。
据悉，此次捐款中的1550万美元用于设立等额配比基金，这是段永平借鉴国外大学基金运行经验，引入中国的一种新的慈善基金捐赠和管理机制。此外，1000万美元设立心平自立贷学金、心平留学贷学金，400万美元捐助新图书馆建设，50万美元捐助人大新闻学院设立“摄影和视觉传播研究发展基金”。
资料显示，段永平于1986年至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攻读数量经济学研究生。1989年他南下广东创业，曾以创立“小霸王”和“步步高”两个知名品牌而闻名全国；2001年，段永平赴美开始投资生涯，现任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段永平夫人刘昕于1986年至1990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现为心平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点评：
段永平巨额捐款在引发赞叹的同时，也有人将其与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的张磊比较。同为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一者向国内大学捐款，一者向美国名校捐款，两个人互为参照，引发网友热评。
段永平坦言，作为一个捐款人，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很多人会问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把钱捐给这个学校而不是别的学校”等等。有过多次捐资经历的段永平还表示，国内往往对捐资行为“重视过分”，但慈善机制却不健全。
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相应配套措施的跟进，师资、教室、学生宿舍、教学设备等方面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有效的捐赠机制可以使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共同分担高等教育成本，他们不仅带来了大量的高等教育发展所需要的经费和其他物质资源，更促进并形成了高校特有的文化传承。创造适合社会捐赠发展的宏观政策环境，建立有效激励社会捐赠的制度体系是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高校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学杂费、其他经费四大类。作为教育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我国目前高校经费中来自捐赠的还不多。
在美国，大学捐赠基金占高校预算的很大比例，常青藤院校高达25%～45%。而我国大学社会捐赠规模不到美国的1%，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教育捐赠不但规模小、方式不规范，而且政策法规不配套、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因此，我国目前的绝大多数捐赠行为都还是“回报社会、造福桑梓”的慈善行为，而不是一种常态化的社会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美两国大学在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上有很大不同，但美国对于社会教育捐赠的运作思路和方法仍值得我们借鉴。只有完善相关税收制度、建立起有效的教育捐赠激励机制，才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开展大学社会捐赠的积极性，让社会教育捐赠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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