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工

中国已成“博士生产大国”，最牛导师曾同时带47名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的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的一系列数据犹如顽石入水，激起千层浪。

大学扩招不断推进，博士生数量也跟着上升，传统的导师制向老板制转型，却又一时间显得不伦不类，怪相丛生。

博士生与博导构成的这个江湖，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下学术和科研的诸多病态，令人深思。

尴尬的博士

有别于欧洲的“师徒制”，同时又与美国的“老板制”有差距，中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在现实拷问之下问题重重

周光礼撰写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自8月24日这天面世后，即引发各界争论。

在这个被为“国内第一份有关中国博士培养质量的调查报告”中，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并且触目惊心的现实，当中案例包括：1名博士生导师同时带47名博士生，导师摇身变为“老板”，博士生沦为“廉价劳动力”等等。

周光礼分析，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当前，中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而在此模式主导之下，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不过，接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邀访的电话，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周光礼现在不再侃侃而谈，而是迅速挂掉。

规则反复

事实上，中国的博士生问题已经日渐引起严重关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主任陈洪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三年前开始，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就着手进行全国博士生的调查，调查结果将集结成书，于今年9月底出版。周光礼的调查选样千人，集中于两所学校。而陈洪捷领衔的调查，则是一个全样本的调查，“所有培养博士的单位全都包括进去了，问卷发了3万多份。”

据陈洪捷介绍，在国外，有教授头衔的就可以担任博士生导师，而中国并非如此。中国的博导需要从教授中遴选出来，遴选责任部门包括教育部的学位办公室、各地的学位委员会，以及高校里专门的学术委员会。

而在博士生那里，博导则成了“老板”。

周光礼的调查报告称，有的导师把博士生当做廉价的高级劳动力。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有些导师100%的横向课题由学生完成。

坊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老板’带的学生越多，收益就越高，导师与研究生(论坛) 之间变成雇佣关系、劳资关系，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劳资’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契约，‘劳’方只有劳动的义务，却没有索要报酬的权利。”

而事实上，中国的博导制度又不是纯粹意义的上“老板制”。

周光礼的报告指出，中国博士培养制度的矛盾，其实正是“导师制”与“老板制”的冲突。

所谓的导师制(或称师徒制)源于欧洲，以科研和撰写论文为主要任务，实行导师个人负责制；而老板制源于美国，强调课程学习、实行严格的资格考试，实行导师小组负责制。

“从国际上对博士培养制度的总体研究来看，主流看法认为欧洲的导师制需要改革。师徒制最大的问题是，一个老师就算再有能耐，但个人的知识和视野毕竟有限。而美国倡导的老板制，是一种导师集体负责制，可以兼收各家长处，创新、机会、潜力会大得多，因此美国的模式普遍被看好。”陈洪捷说。

老板制能够利用市场有效配置大学科研资源。周光礼认为，老板制的形成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研究经费以竞争的方式发放，并在研究经费中把用于研究生培养的费用计算在内，在科研中实现“教育功能”；二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招收主要由导师掌握的研究经费决定，教师掌握的研究经费越多，招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也越多。正是通过这样的市场机制，老板制有利于实现大学人力资源和科研经费的优化配置。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顶级大学是在美国，即可以证明美国博导制度的优越性。

在中国，博士生培养制度曾经经历多次的反复——先是模仿日本模式，随后学习德国模式。20世纪30年代，中国建立了美式博士培养制度。到了20世纪50年代，又开始全面学苏联，建立起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体制，实际上又回到了欧洲的导师制。而到了文革期间，这种制度很快又烟消云散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了导师制。但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于是，改革的目标又转向北美的老板制。当下中国的博导制度，正是处在第二个循环当中。

但是，在朝着“老板制”转向的过程中，中国的博导制又带有明显的“师徒制”色彩。“虽然一个博士生上面除了设有导师以外，还有很多由一两个博导组成的指导小组，但所谓的指导小组只是名义上的，真正操作起来往往还是以一个导师为主。” 陈洪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