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饶　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梅永红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

    创造良好的环境，让科技工作者“更加自由地讨论，更加专心地研究，更加自主地探索”，使“创新火花竞相迸发、创新思想不断涌流、创新成果有效转化”，既是党中央、国务院对科技体制改革寄予的厚望，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现行的科技体制存在的弊端当如何破解？科技体制改革还存在哪些“深水区”？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四位长期关注此话题的知名人士，请他们为科技体制改革建言献策。

    科技体制改革仍然有“深水区”，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去突破

    王志珍：作为在中科院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深切体验到，现在的科技环境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但是，在科研经费、科研条件发生重大改善的同时，我们也不应盲目乐观。据我了解的基础研究方面，我国的论文数量世界第二，但是引用率却排在第十位左右。反观瑞士、瑞典和以色列等国家，论文数量不多，但是引用率却排名在前几位。此外，科技界目前存在的急功近利、学术不端现象，也让许多人深感忧虑。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现行科技体制中存在的弊端。目前我国正在推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主要依靠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的动力之源在于科技体制的改革，所以对存在的问题不能回避。

    梅永红：应该说，20多年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对推进我国科技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科技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局面基本形成，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创新活力得到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微观创新主体的内在动力与活力得到空前增强。但是必须认识到，当前我国科技体制仍然有一些“深水区”，制约着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发挥，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意志实现新的突破。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上，更表现在体制机制上。如果说技术突破更多的是关注局部和当前，科技体制则更加事关全局和长远。从一定意义上说，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远比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

    施一公：我认为，科技体制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科技发展最大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现在不缺科研经费、不缺高端仪器设备，但严重缺乏世界一流的创新型人才。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我们的科技体制存在很多问题，阻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年轻优秀科学家的成长，也使许多海外高端人才不愿或不敢全职回来。人才的培养需要良好的环境，包括鼓励创新的科技体制、着重能力培养的教育体制，以及理性的浓厚学术氛围等。

    饶毅：国家和科技界应该认识到，目前进行改革相对容易。这些年我们的科研经费增长很快，但科研体制变化不大。在经费多的时候，如果能在体制上做一点改进，就会发挥很好的作用。

    目前国家经济状况好、科技经费多，改革可以少触动既得利益，以创造新的机制，渐进地、稳步地把体制改过来。如果现在不改革，那么万一等到经费困难的时候被迫改革，矛盾就会很大，难度更大。所以在目前的态势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第一是很值得，第二是很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