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9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正式向社会发布。《纲要》指出，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已前移到基础研究，中国作为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更要强调基础研究服务于国家目标，通过基础研究解决未来发展中的关键、瓶颈问题。

 

    今年初，科技部部长万钢在CCTV2007年度中国科技奖励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说，没有分子生物科学与技术的基础研究，就不会产生转基因技术和相关产业。同时，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对基因的基础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转基因安全理论等又对相关的基础研究不断提出了新的课题，从而促进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不断向纵深发展。因此，“基础研究对我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论对科技发展本身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研究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制高点，必须进行超前部署”。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政策局局长韩宇在研究了美国、日本和韩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投入比例后发现，三者的共同特点是在其培育创新能力阶段，都加大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例如，日本在1967至1973年经济起飞初期，基础研究投入占R&D总经费的比例平均高达25%，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基础研究投入占R&D总经费的比例也高达22.9%。

 

    韩宇说：“尽管不能把所有的创新都归结到基础研究，但是没有很好的基础研究，一切创新都是空话，最终只能是模仿，只能是引进。创新型国家今天在高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功，大多可以溯及其对基础研究的昨天甚至前天作出的战略部署；而今天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和支持，则为未来占领高技术发展制高点奠定基础。”

 

    从兴趣到与国家需求相结合

 

    如果将1998年启动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看作我国基础研究加速培育创新能力的开端，那么，2003年突发的SARS则可视为促使科学界将关注的目光更多投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的契机。

 

    2003年4月23日，北京市政府发布通告，对非典型传染性肺炎疫情重点区域采取隔离控制措施。5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紧急启动24项有关SARS的基础研究。内容涉及易感人群研究、传染源与传播途径、病理学改变研究等6个方面。不久，31个“973”“SARS防治基础研究”课题立项。包括中科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在内的近50个团队参加了研究。

 

    2003年底，中科院原副院长陈宜瑜院士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履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次年3月，在基金委全委会上，陈宜瑜明确提出了基础研究所关注的科学问题包括科学自身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来源”，其发展受“双力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