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对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科研经费的管理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作为拥有上百亿元科研经费划拨权的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也自然备受关注。

　　对于当前的科研经费投入，以及管理体制，有哪些需要改进？基金委未来在基础研究领域有哪些规划？围绕以上问题，日前，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接受了记者专访。

希望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我国的科技经费呈持续增长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1846.6亿元，增长15%；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08%，比上年的1.98%提高0.1个百分点。

　　“过万亿元的科研经费看似总量不少。但是基础研究的投入有多少呢？”杨卫用手画了一个圈，“基础研究的投入这几年的占比都很稳定，基本占到R&D经费的5%左右。2013年大约占到4.8%左右。”

　　在杨卫看来，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应该继续增加。为什么？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基础研究在R&D的占比出奇地低，“其他国家占比10%～20%”。这和整个科技经费的投入来源有关系，中国的R&D经费尽管超过万亿元，但76%以上是企业执行的，而“企业的R&D经费中真正用于基础研究的凤毛麟角”。

　　杨卫告诉记者，在R&D经费中，中央财政科技支出为2728.5亿元，占R&D经费的比例仅有23%。这一数额中能够用于民口的钱就更少了。“在全部中央财政经费里面，只有三四百亿左右是用于基础研究，我们希望这个数量能多一点。”杨卫解释说。

　　“现在提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是应该说，在我国产生的重要基础研究成果中，企业做出来的不多。”杨卫认为，中央应该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目前，美国科学基金会的经费达到7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500亿元。2014年我国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是194亿元，相差得还比较远。

　　那么，基础研究的投入占到科技经费投入的多少算合适呢？杨卫认为，目前全国对基础研究投入过低的现状是有共识的，政协在去年两会上的提案中就表示应当增加至R&D的10%。但他认为，10%当然好，但要一步一步来，目前该项占比能到8%就比较理想。“当然，未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和科技经费总投入的提高，我们也希望基础研究的占比能到10%~20%。”他说。

四个问题需重视

　　从整个科研经费的角度来看，除了基础研究的投入不够，我国科研经费管理还存在不少问题。

　　在杨卫看来，当前科研经费管理领域，首先是碎片化问题比较严重。以往，多个部门都有经费的划拨权，“令出多门”导致一些课题出现重复支持。“当然，现在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出台了相关政策，建立统一的科研经费平台，这是一件好事。”

　　其次，是行政化的问题比较突出。杨卫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应当为科学研究作好资源配置工作，至于具体项目的评审，应当让政府放手，让专业机构进来参与。这一点，西方发达国家就做得比较好，在具体的支持项目上，政府并不直接参与相关工作，而是通过科学基金会来进行。

　　第三，是追求绩效化的问题。事实上，不同类型的研究项目有各自不同的周期，应用研究的周期较短，而基础研究的周期相对比较长。世界上主要的研究型大学都已达成共识，不把绩效作为学者薪酬评估的主要标准，更注重于科研人员长期的成果。但在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里，这一点做得不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要结果，科研人员理应有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也不意味着三四年的研究之后一点进展也没有。”杨卫说。

　　第四，科研经费管理的功利化倾向也令人担忧。杨卫认为，科学研究不能一味强调奖金、奖励的导向，也不能过分追求SCI论文，管理者应当把握好整体的科研方向，做好宏观引导工作，“这方面，中科院就走过了从追求数量到提高质量阶段，现在提出要看对科学发展的贡献，这一宏观政策的演化就体现了管理政策的与时俱进。”杨卫说。

力争实现三个并行

　　对于未来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基金委也有着自己的考量和规划。杨卫向记者介绍了《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的设想，描绘了未来几年我国基础研究领域发展的蓝图。希望到2020年，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国基础研究领域将达到“总量并行”“贡献（过程）并行”和“源头并行”的预期发展目标。

　　何谓总量并行？这指的是在基础研究投入与产出的总量方面，要达到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水平和特征基本相当的状况。具体表现为，发表论文数总量并行、论文影响力并行、经费投入总量并行和国际交流总量并行。

　　在基础研究的投入规模上，《规划》探讨了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在“十三五”末期达到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比例为8%的路径和可能性。此外，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经费资助的强度应达到与合作对象大范围等同体量。

　　何谓贡献并行？杨卫认为，这主要是寄希望于未来中国的基础研究，能够在全球学科地貌图上形成若干“隆起”区域。具体来说，希望未来每年能出现10个以上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有些领域中国学者的贡献能够超过美国；在每个主要学科领域的分支学科都能形成一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团队；能够有一批中国科学家进入重要国际学术组织的核心领导层，具有较高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

　　何谓源头并行？杨卫指出，希望在新学科源头的缔造方面，我国能够有一席之地。在新学科热点与前沿领域方面，到2020年，我国每年能出现四五项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具有冲击学术大奖的能力；在每年全球100个热点研究中占4~5个。此外，还要贯通创新链的研究工作，产生一批从原始创新一直到高新技术的贯穿性重大成果，保障我国创新链的通畅。

　　“总体上看，我国基础研究依循从数量扩张向质量跃升转型、从‘跟踪’‘并行’到‘领跑’的发展路径。希望在‘十三五’期间，在以基金委为重要一员的国家相关机构的支持下，我国的基础研究能在更多领域与世界科技强国‘并行’。”杨卫最后表示。节选自《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