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地高考分数和录取分数线的公布，各种出国留学咨询火热异常，到底今年会有多少学生选择放弃国内高校还不得而知。而数据显示，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自2008年达到1050万的最高点后，连续5年下降，今年仅有912万人报名参加高考。虽然今年的弃考学生数量还未公布，但是前几年每年约有10%的弃考率。不仅弃考的一部分学生走上了出国留学之路，参加高考的学生一部分人也是在拿到分数后准备出国。

 

出国留学造成的“教育逆差”越来越受到各方关注。

 

   “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处于教育逆差之中，而且越来越大，去年出国留学人员是42.9万，到中国来留学的学生只有29万，而其中很多学生是我们政府奖学金资助的，所以这个剪刀差是显而易见的。”北京理工大学人权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成铭教授一直关注这一现象，他认为这种教育逆差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对我国教育发展不利。

 

从2011年开始，我国登上了赴外留学人数第一大国的宝座。如何减少这个教育贸易的逆差，杨成铭教授在日前召开的“中外合作办学与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研讨会”上提出，“我们在政策和法律导向上要鼓励中外合作办学，而且把这一块做好，以此进一步推动我国教育水平整体的提高和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从而吸引外国人到中国来接受教育。”

 

但是，以中外合作办学目前的发展态势，似乎还难担此重任。

 

到目前为止，全国经过审批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1844个，其中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只有46个，而这46个里只包含5所独立法人设置的高校，分别为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上海纽约大学以及长江商学院。另外，还有3个独立法人设置的高校处于筹建阶段，分别为温州肯恩大学、昆山杜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梳理了这些数据。他发现，在2010年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因为对于中外合作办学有不同的声音，审批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自从“教育国际化”被写入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才重新启动了审批。不过，纲要颁布以来，批准的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二级学院只有10个，包括今年6月5日，教育部批准的中国科学院大学与丹麦8个高等学校合作的二级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丹学院。

 

经过计算，林金辉提出：“201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30%了，根据教育规划纲要，2020年毛入学率要达到40%，可是按照目前的规模，到2020年只能达到36%，相差4%中的一部分会放在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中。目前国内中外合作办学共有1844个机构和项目，每年招生的数量在9万人左右，不算多。”

 

但是，即使招生数量不多，林金辉仍认为要处理好数量跟质量的关系，“当前一些地方政府或者是高等学校办学的热情十分高涨，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不是每个高校都应该有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和机构呢？有的省就规定，每个地级市必须要有新增加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规定在5年里要有几个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甚至有一些原来省批的专科层次升级改造到本科。”

 

林金辉认为，要处理好区域和学科专业布局的问题。目前对于中外合作办学，还有一些省份是空白。此外，在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方面，工学、管理学、经济学较多。

 

谈及教育逆差，“走出去”肯定是一条金光大道。林金辉注意到，现在“走出去”的项目有80多个，但机构只有一家——老挝苏州大学。另外，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正在紧锣密鼓筹办，预计明年可以招生。可是，值得注意的是，“走出去”目前并没有纳入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律框架。

 

对于目前已经运行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杨成铭认为，监管是软肋，“2009年虽然下发了中外合作办学教育评估的一个通知，而且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并没有全部铺开，只选了4个省做了实验。去年年底又下发通知要进行评估，但只是在项目和机构到期之前评估，这种评估只是事后评估，监管也只是事后监管，没有对中外合作办学的事前监管，更没有事中监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教授近几年逐一走访过UIC、西交利物浦和上海纽约大学。他认为尽管数量少，但这些学校的管理体制、培养方式、课程内容、教师评价标准，甚至是学生面貌都与公办学校不同，培养出来的毕业生较好的就业和深造出路，也使几所学校招生形势越来越好，吸引了更多学生家长愿意每年掏6万元到10万元的学费。

 

“我们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要重新认识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意义。”杨东平认为，中外合作办学一方面要满足社会和公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同时也是扭转教育贸易逆差的一个途径。但现在真正具有法人地位的机构以个位数计，数量非常少，而大量的合作办学项目则高度商业化。

 

他提出，首先国家应该对教育持更为开放的态度，“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是主要的教育出口国，而其他相当多的国家还是教育进口。近些年在香港、马来西亚、中东这些主要的教育进口地区，都允许国外教育机构入境办学，而且大多数没有强制规定必须和国内或当地机构合作。”

 

杨东平了解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正极力吸引国外高校到本国开设分校，比较典型的是澳大利亚的南澳洲政府资助卡梅隆大学建立国外第一所分校，新加坡政府吸引10所国外大学的计划已经完成。在一贯被认为比较保守的中东国家，近些年在教育开放方面的步子迈得也很大，卡塔尔的教育城是吸引国际大学的特区，给大学许多优惠甚至资源的资助。相比之下，我国的教育开放度有待提高。来自《中国青年报》